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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发布时间:2018-11-08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痛感革命阵营力量涣散的严重后果,决定重新建立一支能够担负起救国重任的步调一致的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应运而生。

  鼓舞士气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的处境十分艰难,国内的力量惨遭摧残,流亡国外的则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前日大雪,在东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不少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112页)。有的人对革命前途抱有怀疑,“以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4页)?

  针对这些情况,孙中山一方面积极设法在海外华侨中筹集资金,接济同志,一方面用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奋斗史激励大家,“希望同志恢复从前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4页)。他有力地指出:“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4页)!

  孙中山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袁世凯的恶行决定了袁的统治不可能长久。他说:“目睹我可爱的国家复归旧状,实令人痛心,所幸不乏迹象表明,不久情况将有好转。独夫政治现又得逞,其压迫较之当初的满清,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反动如钟摆之已达极限,回复必将来临。或许现在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斗争可能是持久而烦冗的,但必胜无疑,因为正义最终一定胜利。”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3、75页)。孙中山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对形势的洞察,振奋了革命党人的士气。

  孙中山在考虑下一步革命部署时,认真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这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孙中山认为,这也是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他回顾说:“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至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现,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率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82页)。

  组建新党

  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决意整顿组织,“力洗从前积弊”,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能绝对服从命令的革命队伍。于是,孙中山即着手组建中华革命党。他在1914年4月致南洋革命党人函中说:“弟去年抵此埠,即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当与同志秘密组织。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先后已得四五百人,均最诚信可靠之同志,惟此时来者尚未为多。近顷干部章程及革命方略,陆续订立完备,此间同志闻风倾慕,均踊跃加入。计以前同志中重要分子,均隶党籍,固不待言,又获得多数锐进新同志,声势益形膨大。前此传闻吾党分崩之象,悉已消灭,今后举事,必不蹈前者覆辙,当归弟一人统率之下”(《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1914年5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孙中山策划再次发动革命”为题报道:“孙中山先生说,他将以推翻满清的方式来推翻袁世凯……决不允许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被袁世凯毁掉”(《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政治篇》,第108页)。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总理职务。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革命进行的次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力为其难,为同胞造无穷之幸福。”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成三种:“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规定:“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102页)。

  《中华革命党总章》集中反映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对辛亥以来革命党人政治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较之民国初年误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只有民生主义尚待努力的认识,显然是一大进步。将革命分成三个时期、党员分成三种等级的做法,则说明孙中山力图纠正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在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方面的失误,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认识到革命阵营内部软弱、涣散的严重后果,并决心加以整顿,应该说是正确的,但他把辛亥以来革命党人的失败,都归之于革命队伍内部的涣散,则失之偏颇。他在总结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经验教训时,忽略了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社会环境等重要因素的考察,而只强调自己的号令得不到贯彻,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又特别突出对他本人的服从,一部分革命党人,因此与他疏远了。但孙中山坚持己见,对一些反对意见不以为然,强调:“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9页)。

  孙黄隔阂

  围绕着中华革命党的入党手续,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产生了隔阂。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对黄兴曾力主“法律解决”颇多指责。黄兴不愿接受按指模的形式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更加不满。两人之间的隔阂,一时不能弥合。黄兴遂于6月30日即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前一周,自日本横滨乘海轮赴美国。时任黄兴秘书的李书城,曾追忆黄兴当时的心情和考虑:“黄先生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故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以便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12页)。当时有人想拥戴黄兴另组新党,遭黄兴明确拒绝:“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黄兴临行前,孙中山集古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书联赠别,表达了尽管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仍十分珍视两人之间深厚情谊的真挚情感。

  孙中山坚持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按指模和绝对服从他本人,主观上是想严明纪律,加强革命队伍的战斗力,但这种简单生硬的做法,客观上却使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没有集结到孙中山的令旗下。1914年,李根源、熊克武等人在日本东京另行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成员百余人,多是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原同盟会员。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强调“本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组织发展的规模。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共有641人宣誓加入。虽然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中宣布:“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布解散外,其余美洲、南洋各地未经解散者,希即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3、113页)。但党员人数最多时,也仅两三千人。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虽然不无缺点,但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对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积极整顿组织,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用意,则是应该肯定的。孙中山后来曾追述:“经讨袁失败,大家灰心,以为革命党势力已尽,一时再难振兴了。但是我觉得事业虽然失败,一般同志依然存在,尽可再接再厉。我很怕大家冷淡下去,就要涣散了。所以我急急设法团结起来,发起这中华革命党,不过那时候都在海外亡命,和在内地办党的情形不同,所以当时章程只准着海外情形来定的”(《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0页)。

  反袁斗争

  自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后,袁世凯一面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一面加紧了建立专制独裁的步骤。1914年1月,他下令解散了国会。同年5月,《临时约法》被废除。12月,在他授意下制订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制连任,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意味着袁世凯不仅可终生占据总统职位,还可世袭传人。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申报》1914年4月12日)!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践踏殆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历尽艰辛创立起来的共和国,名存实亡。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重建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雪癸丑之耻”,“竟辛亥之功”的目标(《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它在国内外各地设立支部,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接济。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务部长许崇智,政治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张静江。受孙中山的派遣,邓铿、丘丕振等人分赴广东和东北等地,策动反袁起义,其方法基本上仍是沿袭反清革命时期依靠少数人发难的途径,结果这些起义最后都因脱离群众,寡不敌众而告失败。

  孙中山与宋庆龄

  在再度流亡日本这段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孙中山得到了宋庆龄的关心和帮助。1893年,宋庆龄出生于上海一个爱国归侨家庭。父亲宋嘉树是同盟会员,孙中山的挚友。宋庆龄14岁赴美留学,7年后毕业于乔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为人娴静,风度典雅,知识丰富,精通英语,同时又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得悉武昌起义和民国诞生的消息,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撰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争取它们,许多高尚英勇之士献出了生命”(《宋庆龄年谱》第29页)。

  1914年8月,宋庆龄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看望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亲。抵日后,她常去看望孙中山。同年9月,原先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了姐姐的工作。这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反袁斗争屡遭失败,形势十分险恶。宋庆龄,这位刚过20岁的姑娘,以她对祖国的挚爱,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她写信告诉在美国的宋美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宋庆龄年谱》第32页)。

  在为拯救祖国、造福人民共同斗争的日子里,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从互相敬慕逐渐发展为彼此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宋庆龄深情地对孙中山说:“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 1915年4月,孙中山与分居多年的原夫人卢慕贞经协议办理了分离手续。同年10月25日,宋庆龄在东京与孙中山结为夫妇。从此,宋庆龄的名字,就与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以她对革命的矢志不渝和杰出贡献,赢得全国人民的尊敬。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致康德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宋庆龄年谱》第32、34、35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鞍钢)

[责任编辑:吕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