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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观点

发布时间:2018-10-11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朱浒在《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发表《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一文,文章指出: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义演在逐步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赈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

  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

  高翔宇在《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发表《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一文,文章指出: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得以回国乃得益于民初政争形势的转变。梁氏归国初期的20余天里,在他周围,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激进派、稳健派等各方势力纷纷出场并展开了竞逐与博弈。基于利益方面的考量,梁启超与各方派系的关系,既体现了沟通与合作的一面,同时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梁归国前后所关联的史事,不仅再现了走进共和之际梁思想历程的变迁,而且可以隐约预见民初政党政治的若干走向。

  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

  《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发表李帆的《浅析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文章指出: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工具,历史教科书在清季开始登上教育和学术舞台。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大体是基于“本朝史”的书写框架;进入民国后,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内容虽然短时期内未做大的变动,但基于民国的共和立场书写清朝历史则成为教科书编者的共识。本文从书写原则、书写策略等方面,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等视角,对清季民初之时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进行分析,以期为历史学如何求真与致用,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二十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

  杜恂诚在《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二十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文,文章指出:19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起,金贵银贱呈现为一种长期的变动趋势。近代中国是一个以银铜为金属货币的国家,白银汇率曾出现过两次异常震荡,一次出现在1919—1921年间、一次出现在1930—1935年间。这两次白银汇率震荡是西方国家向外转嫁危机的结果,对中国经济造成深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两次危机中,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是环环相扣的和整体性的。面对白银汇率引发的危机,中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缺乏及时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财政货币手段及经济政策措施。

  《国风》与春秋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 颜世安在《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发表《<国风>与春秋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一文,文章指出:《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现代《诗经》研究中的热点。但迄今为止的《国风》地域文化研究,始终未能涉及它与底层民间风俗的关系问题。同《楚辞》相比,《国风》显示出文化风格的一致性。这一对比常被理解为,楚地风尚独特,人民信鬼好巫;北方则若一整体,民风质朴。十五《国风》跨越从今陕西到山东的许多地区,各地不可能没有各自不同的民间风俗和宗教信仰,但这些特点没有在《国风》中得到表现。究其缘由,盖与北方封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具言之,北方封国注重宗法,语言雅驯,排拒地方怪力乱神。《国风》虽走出庙堂,歌咏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仍延续雅言文化的这一传统。

  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 陈宝良在《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发表《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一文,文章指出:作为一种客货兼运的内河航运工具,夜航船的出现应该是在宋代。在元代,夜航船已成为江南颇为普及的交通工具。至明清两代,航船、夜航船达到了极盛。航船不但有日行或日夜兼行之别,而且有固定的线路,形成了江南独特的水乡航运网络。明清江南航船线路,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省内航线,二是跨省航线。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夜航船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堪称一处流动的公共场域。清末民初以来,汽船、汽车开始出现,加之内河火轮的广泛使用,显然对传统的航船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终导致航船业逐渐趋于衰落。

[责任编辑: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