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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与清帝退位

发布时间:2018-10-11  来源:团结网

1911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武昌起义并没能直接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其间还经历了一段各方政治势力曲折激烈的博弈过程,亦折射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坎坷。

革命派内部的磋商

武昌起义后不久,各地纷纷响应,成立统一的临时政府便被提上议事日程。革命风暴很快遍及全国,清王朝摇摇欲坠,袁世凯集团和立宪派人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包括旧官僚因时而动,各找应对之策。当时的形势极为复杂,革命党人却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缺乏统一的方针和明确的对策,而且内部意见分歧,孙中山又远在海外尚未归来,这样,革命派在如何组织全国政权、肩负起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以夺取胜利这一重大问题上,陷于极为被动的境地。武昌起义后,像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被革命党人推出来做首义省份的都督,革命党人在组织和掌握革命政权方面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11月29日至12月3日,福建、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直隶、河南、广西、四川等11省代表23人先后到达武汉。但这时汉阳已于11月27日失守,武昌也很危急。12月7日,各省代表同船前往南京。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得悉南京光复的消息后,也同在武汉的代表一样,于12月3日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12月4日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次日又议决由黄兴主持临时政府。

黄兴表示自己难以胜任,认为孙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各代表强调“方今军务倥偬,时间异常宝贵,孙君诚为数十年来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坚请黄兴不必推让。至此,黄兴才勉强答应暂时担任。

黄兴虚位以待

按照原议,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没有权利确定临时政府所在地和选举临时政府首脑。留沪代表的这一行动,标志着汉阳陷落南京光复后,江浙方面在筹建临时政府过程中地位的上升。这一行动的策动者,是宋教仁、陈其美和张謇、汤寿潜等人。宋教仁和陈其美本不愿黎元洪控制下的武昌成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张謇、汤寿潜等人,原拟在沪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进而控制临时政府的筹建,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先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后来由于武汉方面的反对,连议会设沪的主张也不得不放弃,同意各省代表会议迁武汉举行。汉阳的陷落和南京的光复,改变了原来的形势。黄兴又恰好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前一天由武汉抵沪,这就为上海方面采取上述举动创造了条件。

黄兴

黄兴虽勉强接受了大元帅的称号,但他并未能真正着手筹组临时政府。这主要是因为遭到黎元洪和一部分江浙军人的反对。12月12日,各省代表先后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13日,全体代表开会选出汤尔和为议长,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决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此前,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正,曾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代表会议为了虚位以待袁世凯,又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和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但是,黄兴因受到黎元洪和一部分江浙军人的反对,并未实际就任大元帅,这时他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

代表会议接到黄兴的来电后,在当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坚不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与王宠惠,又分别因病和为南北议和而前往上海。这样,就使各省代表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代表会议于12月20日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已获悉孙中山已启程归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延缓赴南京,等待迎接孙中山的归来。

孙中山归国众望所归

孙中山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在美国从报纸上读到了起义爆发的消息,于是,他立刻中止了在美国的筹款活动,转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解决由于革命形势急剧高涨而出现的各种紧迫问题。孙中山认为,革命成功后,新生的共和国将会在财政方面遭遇严重困难;他更担心,外国列强会像对付太平天国那样,联合清朝政府,将革命镇压下去。他决定暂不赶回国内,先在国外争取外国财政援助并劝说列强不要干涉中国革命。

孙中山

11月10日,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朝政府的一切借款,改变对革命的敌视态度。英国政府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实际上不过是虚情应付一番。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与在伦敦的外国金融财团商谈贷款问题。外国银行资本家,借口革命派还没有建立起“正式政府”,拒绝提供援助。孙中山又与法国、俄国政府接洽,同样遭到拒绝。孙中山大为失望,他觉得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再向欧美国家求助,也不见得有什么收获,而国内一日千里的革命风暴,正等待他去领导和指引,形势的发展需要他立即返回国内。于是,他在11月24日从法国马赛港乘船东归。

12月25日,孙中山在一片欢呼声中抵达上海。这是他自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迫流亡国外,在海外整整度过了16年艰苦斗争岁月后,重新回到祖国。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上海以前,国内许多报纸宣传他这次回国,带来了大批款项。当时不少人都认为,有无足够的财力,是革命能否最后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船刚靠岸,许多记者便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问孙中山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回答他们:“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这一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真切地表达了孙中山当时的心情。

孙中山的归来使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孙中山回国前,围绕着临时政府领袖的人选,各省代表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的到来,使这些分歧不复存在,因为孙中山对反清革命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也是人们久已敬仰的。武昌起义爆发时,虽然孙中山远在美国,不能直接领导起义,但起义者们仍把他看作自己的当然领袖。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就曾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布重要文告。孙中山的崇高威望,足以使他成为统率全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最合适的人选。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议成立中央临时政府。已经独立的17省,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孙中山以16票对1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另一票是湖南代表谭人凤投黄兴的。

财政部金库只剩下10元钱

1912年元旦清晨,孙中山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赴任。途经沪宁沿线各地车站,受到许多人的热情迎送。南京城内,更是喜气洋洋。当晚10时,孙中山在庄严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年46岁。他在誓词中庄严地表示:“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他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接着又通电全国,废除皇帝纪年,改用公元纪年。1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组成包括一部分立宪派人和旧官僚在内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黄兴等同盟会成员担任了重要职务。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临的斗争任务非常艰巨。其中,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很紧迫的问题。武昌起义爆发后,一贯敌视中国革命的帝国主义者,借口保障外债偿付,乘机完全攫夺了中国海关税收,不让临时政府支配。各省地方税收,供应各地军政府尚嫌不够,更谈不上接济中央革命政府了。依靠华侨赠款和国内民众的捐助,数目毕竟有限,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临时政府刚成立,就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不仅难以支付下属10余万部队的军饷,连临时政府本身的日常开支也无法保证,一度竟出现了财政部金库只剩下10元钱的危急局面。

为了摆脱困境,孙中山又被迫向西方国家求助,但都石沉大海。帝国主义对南京临时政府,依然采取拒不承认和不予资助的敌对态度。临时政府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募集捐助,勉强度日。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束缚了临时政府的手脚,使它在内政方面很难有所作为,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的中途夭折。

袁世凯玩两面手

此时,孙中山还承受着各方面的要他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的强大压力。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它的灭亡,在帝国主义的授意下,被迫起用一度解职在家的袁世凯,任命他担任了掌握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乘机大施诡计。他一方面借革命力量的声势,逼清皇室交出权力;一方面派重兵直逼武汉三镇,同时又放出和谈的空气,压革命派妥协,企图“一箭双雕”,既夺得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又迫使革命派屈服。

袁世凯

在袁世凯软硬兼施的进攻面前,又加上立宪派人和一部分旧官僚的鼓动下,有些革命党人堕入了迷雾。他们错误地把袁世凯看作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同意如袁世凯帮助推翻清皇朝,就推举他担任共和国大总统,以尽快结束战争,换取革命的早日“成功”,并通过了相应的正式决议。

紧接着,又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议。这样,当孙中山从欧洲回到国内,就发现自己被置于一个十分被动的境地,一方面他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领袖,另一方面又被作为过渡阶段的政府首脑看待。各省代表原先通过的正式决议依然有效,孙中山暂时只是虚位以待,只要袁世凯反戈倒清,总统职位仍将由袁世凯担任。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印象素来不好,认为袁狡猾善变,是一个靠不住的危险人物,他很不赞成将革命政权拱手让给这样一个阴险的家伙。回国之初,他曾明确表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中途妥协退让,并且还积极着手组织北伐。但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已不是孙中山所能左右了。他所面对的,是拥有强大武装的袁世凯。袁世凯不仅控制着清朝政府赖以统治的支柱——北洋六镇新军,手下有一批为其效劳的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极其狡猾,而且得到帝国主义的欣赏。

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清朝政府难以再维持下去,便决定采取“换马”的办法,抛弃清朝政府,扶持袁世凯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终于迫使载沣不得不违心地起用袁世凯,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就任内阁总理。在这以后,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暗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认可。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立宪派见武昌起义后革命的风暴迅猛发展,清政府的覆灭已不可挽回。为了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和革命派争夺权力,也愿意支持袁世凯出来控制局面,以造成利于自己的形势。

革命派的妥协

当时的形势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造成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对革命派的压力最大。因为列强随时可能瓜分中国这一可怕的阴影,时时笼罩在一切爱国者的心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十分害怕列强干涉中国革命而致革命失败。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发布的一份文告,就曾告诫人们不要冒犯洋人。

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一连串起义的失败,同盟会损失很大,内部也趋于涣散,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思想准备不足,再加上革命党人对起义后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缺乏应付的经验,没有能够牢牢地掌握住革命的主动权。相反,企图通过让位袁世凯,换取革命的廉价胜利的想法,在革命阵营内部占据了上风。使孙中山除了同意向袁世凯妥协,其他选择的余地很小。

孙中山也害怕中国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回国以后,他的这种担心并未解除。这样,他终于敌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被迫同意如果清皇室退位和宣布共和,他将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

清帝退位

在得到孙中山的明确承诺后,袁世凯加快了催逼清帝退位的步子。1912年1月16日,他以全体阁员的名义上奏并面呈隆裕太后,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当时在场的幼帝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我在不知不觉中做皇帝的第三年,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皇朝最后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么一点印象: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而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莫名其妙,纳闷他们哭什么,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的问题。”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1月17日、18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除奕勖、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

1月26日,袁世凯进一步向清廷施加压力,授意段祺瑞领衔以湖北前线46名将领名义致电清廷逼宫。河南巡抚齐耀琳、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等也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也就在这一天,革命党人彭家珍在北京投弹刺杀力主反对退位的宗社党首领、军谘使良弼,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重伤,在两天后死去。此事震动京城,清皇族大为惊恐,一些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纷纷逃离北京,避往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外国租界。隆裕太后也慌了神,据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记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清帝的退位,已成定局。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同时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

[责任编辑: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