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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一江春水东流去

——来自青海省三江源保护工作一线的报道

发布时间:2018-09-10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走访玛多县河源新村,与老村长嘎保亲切交谈

位于青海玛多县的黄河源头鄂陵湖风光

  编者按: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便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对青海生态保护定目标、下任务,要求青海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7月2日至5日,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率调研组赴青海开展专题调研,聚焦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今年7月,团结报社采访组深入青海省三江源腹地,追寻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印记,寻觅“一江春水向东流”背后的故事。

  生态是最大的价值:“实践证明,在三江源地区限制或禁止开发,不是妨碍发展,恰恰是有利于发展”

  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城驱车半个小时左右,就能看见石子路两边的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黄河源景区”五个大字,石碑的后面,是黄河源景区的售票点和大门。今年5月22日,玛多县发布扎陵湖—鄂陵湖区域禁游令后,这道大门已经废弃。虽然人为景观日渐荒凉,但黄河源头的自然环境却愈发欣欣向荣。

  为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科学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探索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形成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大格局,7月2日至5日,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率调研组赴青海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影响范围最大的生态功能区,其生态保护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改革。”谈及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取得的成就,长期关注三江源保护工作的全国政协常委、民革青海省委会原主委马志伟非常兴奋和感慨。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量,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三江源保护工作的推进,正在经历深入体系的变革。

  在藏语里,玛多是黄河源头的意思。8月的玛多,放眼望去尽是草甸湿地,公路两旁时常有藏野驴、野牦牛和许多说不上名字的野生禽类悠闲地游弋着。在此前,这样的场景却很难见到。

  马国富是一名旅游车司机,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时至今日,他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30年前他的叔叔带他到鄂陵湖淘金的情景。“黄河源头黄金储量丰富,上个世纪80年代青海兴起了淘金热,很多人都跑到鄂陵湖淘金,每天都有收获。那时候,叔叔白天淘金,晚上捕鱼,过一段时间就能往家里捎去不少小干鱼。日子是过得滋润些,但对生态也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回首过去,马国富的语气里充满了愧疚。

  淘金开矿严重破坏生态。仅玛多一个县,常年上百万头牦牛的养殖,使得高山草场的水土涵养能力大大降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活动曾使黄河上游多次断流。到2000年左右,曾经号称“千湖之县”的玛多,湖泊数量一度从5000余个下降到2000多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2000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自此以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投入巨额资金促进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对39.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整体保护。2003年开始,三江源生态保护一期工程正式启动,总投资达到75亿元。

  18年前,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前往玛多工作。18年来,他亲历三江源保护从起步到如今成为国家发展重大生态战略的实施进程,对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治理成果格外自豪。

  “我刚到这里工作的时候,从黄河源头果洛到长江源头玉树,要经过一个叫绵沙岭的地方,只要起风,就会有非常严重的扬沙,道路经常因此封闭。而如今,这条路不仅没有了扬沙,而且两旁遍是草滩,还有野驴、野羊等野生动物,非昨日所能比。”马贵感慨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统筹推进。三江源地区作为“中华水塔”,其生态保护工作也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2014年,在各方推动下,三江源生态保护二期工程启动,力度较一期工程更大,总投资达到了160亿元,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实践证明,在三江源地区限制或禁止开发,不是妨碍发展,恰恰是有利于发展。”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期间,在同三江源地区一线工作人员视频连线时,深刻阐述了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青海省坚持这种先进理念,在体制机制上,对生态环境建设予以保障。“早在2005年,青海省就对三江源所在的果洛和玉树两个州取消了GDP考核,转而增加了生态考核,而且标准非常严格。”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任正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三江源推进生态保护工作,地方利益的阻碍很小,这得益于青海省的体制机制保障。

  2018年,青海省进一步取消了三江源头所在地杂多县、玛多县、曲麻莱县等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考核指标,将工作重点放到生态建设上来。

  青海省各地方政府也加紧脚步,主动“断腕”,经济增长让位于生态保护。今年5月22日,玛多县政府发布了黄河源头扎陵湖—鄂陵湖地区的禁游通告,游客们再也买不到80元一张的黄河源景区门票,于是有了文章开头时的场景。

  而在黄河源景区入口500米外,建于1998年的黄河源头玛尔挡水电站,也在去年被拆除。同时采取了设立鱼类增殖站、修复鱼类通道、鱼类栖息地保护等多种补救措施。像这样在三江源地区被拆除的小水电站,还有很多。

  作为亲历者、参与者,黄河园区生态保护站副站长韩常鹏不禁赞叹:“这样的举措,不禁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眼光。”

  破解“九龙治水”难题:“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统一行使”

  三江源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草地、湖泊、河流、湿地分布广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大、分布广。这也使得三江源地区的自然资源管理难度较其他地区更大。

  早在几年前,三江源黄河园区扎陵湖—鄂陵湖区域,既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家重要湿地、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还是国家水利风景区,集多种保护地类型于一身。几个保护地类型,分别归属环保、农业、水利等部门管理,在管理标准、权责划分上有重叠,也有空白,甚至矛盾。

  当地干部将三江源地区的这种管理状况称为“九龙治水”。如今,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这一难题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

  2015年12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正式拉开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践探索的大幕。经过两年的推动,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全面完成。

  在任正德看来,这场改革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实现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权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权的统一行使。任正德介绍,国家公园管理局内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统一行使山水林草湖等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的一体管护权,打破了原来各自为阵的管理局面。

  除此之外,在执法环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也拥有了较原先更集中统一的权限。马贵介绍,原先在自然保护区内发现违法嫌疑人,可能要辗转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森林公安等多个执法部门,才能最终定性,并加以处罚。而如今,这些执法部门全部合并到园区下辖的资源环境执法局,一个部门可以对园区内所有生态违法行为进行执法。“国家公园成立后,由于执法效率提高,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大大减少。”

  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要在做好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其中提到,加快构建国家公园体制,既要借鉴国际有益做法,又要立足我国国情。

  国家公园的概念,最早提出于十九世纪前叶的美国。1872年,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设立,其最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园区内原始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但在中国,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背景,都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创立之初,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探路。

  “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要在做好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马志伟介绍,青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0.3%,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在三江源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产业以游牧经济为主,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同步进行,因此解决牧民与保护区的共生问题非常重要。

  为了减人减牧,保护高原草甸的生态环境,需要把牧民世世代代居住的草场划为禁牧区,让牧民从家园迁出,并且放弃他们的牛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牧民的生活习惯和情感寄托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解决牧民进城后的生计问题。

  “政府给予当地群众的补偿,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草原生态奖补资金,一个是生态管护员制度。”韩常鹏介绍,这两个机制基本上能够解决三江源地区牧民的生活问题,让他们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华达日是扎陵湖乡擦泽村的一位牧民,他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鄂陵湖边,以游牧为生。2011年起,三江源地区全面禁牧,但他与此同时得到了一份草原生态管护员的工作。在此之后,他的主要工作从放牧转变为生态保护。每天早晨,华达日走出家门,在自家草场周边负责垃圾捡拾、违法监督等工作。

  华达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每个月需要工作22天,这能为他带来1800元的生态管护补助,加上年终绩效,每年能分到2.5万元左右。此外,国家还根据各户草场和减牧数量,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光这一项,家里平均每口人可以补贴1.1万元。加上自己合理放牧,每年还能有3万元的收入。自己家里7口人,每年一共能有12万元的收入。

  对于已经搬出牧区的群众来说,草原生态奖补资金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查理村的沙智合一家,2006年从玛多县黄河乡的草场搬进了城里的移民村。和他一起搬过来的,还有来自扎陵湖乡和黄河乡的204户、500多名藏族群众。这得益于国家对于生态移民的就业和补偿政策,他们的生计并没有受到影响。

  沙智合说,即便已经搬出草场,但自己的户籍仍然挂在村委会,原来承包的草场也没有收回。如今在县城生活的他,每年依然可以领取草原生态奖补。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大幅增加了奖补力度,每亩草场补贴从原先的增加了两倍,他和老伴二人,每年能够领取约4万元。

  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带动了当地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情。谈及当年作出搬出草原的决定,沙智合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国家政策好,也就同意了。到如今,看着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自己并不为当年的决定后悔。

  而年轻一代的牧民,较自己的父辈,对三江源保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藏族姑娘改毛一家,早在几年前作为生态移民已经搬到了果洛州府玛沁县,刚上完初一的她在这个暑假,跟随父母从400多公里外前往玛多,义务从事生态管护员工作。即便每天都要经历漫长的巡路,居住在简陋的帐篷中,她的脸上也总挂着笑容。“三江源保护,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提到,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自己也应该参与。”改毛说。(记者 胡珉瑞 见习记者 马雪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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