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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籍革命女烈士朱枫的传奇故事

发布时间:2018-08-09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伫立着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塑像。“修建无名英雄广场铭文”内容如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普天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其中,朱枫是唯一的女烈士,而且又是浙籍,所以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经查找有关资料还意外发现,朱枫与当年的台湾义勇队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她曾为义勇队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富家小姐投奔革命

  1905年11月22日,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朱云水,系镇海舟山一带渔业界的名人,家财万贯。她1926年毕业于宁波竹洲师范,因从小接受教育良好,所以多才多艺,女红写字绘画等样样精通,她还曾经师从于书法大家沙孟海学习书法,能写出一手端秀的小楷,受到了沙大师的称赞。

  朱枫的原名叫贻荫,后来她觉得这个名字太陈旧、太俗套,请沙孟海帮她改名,取名谌之,字弥明,即要永远光明磊落之意。朱枫以后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追求光明与心中的理想,不断前行。朱枫的名字是参加革命工作改的,因为这个名字普通易记。在革命烈士牺牲证上的名字还是朱谌之。1938年年初,朱枫与爱人朱晓光由其哥哥朱曦光介绍,一同加入武汉的新知书店,从事革命出版工作,从此便踏上了革命征途。

  新知书店实为党的文化事业,同时也是党联系上海和苏北解放区、山东和浙东根据地及香港和海外的重要联络点,更是党的秘密转运站,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都有分店。在新知书店,朱枫任劳任怨,热忱为新四军服务并接受革命教育。她在新知书店创办的“珠江食品厂”主管财务和后勤,不仅为新知书店创收增收,还成为对外开展文化宣传,统战工作的重要联络点。她还在上海的建华贸易公司、鼎元钱庄工作,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理财,利用合法身份和上层社会关系搜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1948年奉命调入香港合众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1949年11月,她又受组织委派,潜伏台湾从事情报工作。

  为革命倾囊相助

  朱枫非常善于理财,前夫陈绶卿去世以后,朱枫给前夫留下的四个孩子每人800元大洋,而自己两个女儿分文未给,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朱枫为了维持家用和帮助亲友,她把自己的遗产作了合理而长远的安排。一方面,托人在上海的银行里存了部分贵重的首饰;另一方面,她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她亲自去上海一家制衣公司学习缝纫,并带回两台可以绣花的缝纫机。她还投资四千元到她姐姐、姐夫在武汉开的大陆童装店,但仍用姐姐、姐夫的名义。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姐姐、姐夫给予了她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朱枫刚到新知书店不久,看到书店门市部很小,工作条件艰苦,书店的发展业务经费十分困难,便雪中送炭,投资了五百元大洋,这在抗战初期是一笔不菲的资金,新知书店创立的全部股本加起来也只有五百元,因而为新知书店的发展和壮大作了很大的贡献。后来这笔资金朱枫不要求偿还,无偿捐赠给了书店。

  朱枫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慷慨解囊,当她听说新知总店接受紧急任务,采购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的费用不够的时候,她便将存在上海银行的三克拉钻戒变卖,这枚传家宝保存了三代人的记忆,朱枫在结婚的时候戴过一次,其他的时候都珍藏起来。眼下军情紧急,朱枫二话不说,变卖了这枚钻戒。得到钱款“储备票”三千两百元后,朱枫用它购买了日本生产的薄型纸五十令,终于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大难题。新知书店的经理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提出要把这笔钱还给朱枫,朱枫表示抗战还没有胜利,自己是新知书店的人,就捐献出来吧。崇高的理想,让急公好义的朱枫为党的出版事业再次捐款。

  为义勇队解燃眉之急

  1939年,朱枫在金华结识了“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台湾义勇队是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组成的抗日武装,它以“保卫祖国,光复台湾”为己任。“台湾少年团”里的孩子最大十四五岁,最小只有六七岁,当时有不到二十人,其中大部分是义勇队的台胞子弟,也有个别因家庭困难或其他原因入团的内地儿童。“台湾少年团”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学习文化,接受教育,宣传抗战,服务社会,朱枫与同为新知书店参加革命工作的爱人朱晓光因无瑕照顾孩子,将小儿子湘虎托亲戚照料,九岁半的二女儿沈珍送至少年团。少年团的孩子生活异常艰苦,早晚喝稀粥,四个人合吃一块豆腐乳,孩子们没有蚊帐,晚上被蚊虫叮咬,朱枫看在眼里,非常心疼,立即拿出自己的钱购买蚊帐,送给每个孩子人人一顶蚊帐,保证孩子们能睡个好觉。朱枫又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拿出八百元交给李友邦团长,李友邦非常感动。义勇队后来兴办的“台湾医院”就是在这笔资助下开业的。朱大姐的慷慨捐赠为抗战事业出了大力。

  据朱枫女儿回忆,朱枫自己生活很简朴,但为了革命,她舍得花钱。连地下联络接头点的沙发桌椅都是她个人出钱购买的,为抗战几次捐钱。同时,她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看到一名从事地下工作被捕释放的同志穿得很单薄,马上去洗手间脱下里面的毛衣,给他穿上,这位同志后顺利坐上了去香港的船,十分感激朱枫,一直将这件衣服保存下来。

  沿着烈士的足迹前进

  朱枫肩负着组织使命于1949年11月27日从香港乘船抵达台湾基隆港后,在台湾共有两个多月时间。她凭着对党的忠诚及高超的斗争艺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正当她准备尽快返回香港和大陆之时,却因岛内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老郑(蔡孝乾)的叛变,国民党在岛内开展了大搜捕。为了掩护朱枫离开台湾,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朱枫凭着这张特别通行证,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运输机离岛赴舟山。但因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一事败露,国民党便在舟山展开大追捕,朱枫最终还是没有逃脱魔掌。朱枫被捕后曾吞金自杀,后被抢救,敌人软硬兼施,朱枫宁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朱枫和吴石、陈宝仓、聂曦在台湾被杀害了。她虽然被敌人五花大绑,但仍然目视前方,从容走向刑场。她用全身的力气高呼:新中国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连中七枪,英勇就义。(瞿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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