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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发布时间:2018-08-08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48年3月20日,北平各界代表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响应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反对侵略战争,推派代表参加4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24日晚,郭沫若在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从此,郭沫若开启了他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1948年3月28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请周恩来作了临行谈话。3月29日,代表团启程,郭沫若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将团结全世界民主和平的力量,消灭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战争。

  4月17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布拉格。由于法国政府拒绝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一些代表入境,来自72个国家的代表只得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召开会议。5月底,代表团回国后,由郭沫若署名的《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报告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份报告书除详细介绍这次大会的情况外,还建议成立“中国拥护和平大会”,由这个组织负责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联系,并尽力帮助、支持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各种活动。

  10月3日,郭沫若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据《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群众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国人民报告世界和平运动的各种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向全世界人民传达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加强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前,周恩来常常亲自给代表团成员讲解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

  1950年11月,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波兰华沙召开,郭沫若率团参加大会。11日,郭沫若在大会的演讲中说:“因为我们爱好和平,所以我们坚决地反对侵略。对于威胁和平、扰乱和平、破坏和平的侵略者,我们的民族已经对它们作了一百年以上的斗争。一百年来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正是一部保卫和平的斗争史。”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的5项建议中包括:“结束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侵略,要求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侵略军,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坚决反对原子武器的使用,并要求宣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政府为战争罪犯而加以制裁”“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建立有效的管制,并建议各国人民在和平生活中作经济文化建设上的相互协助”等。

  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大会通过了两个文件:《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和《致联合国书》,主要内容包括:“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在朝鲜人民代表参加之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这个问题应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内的,包括全体成员的安全理事会来加以解决。制止美国军队对中国的台湾的干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战争。”“调查在朝鲜的大屠杀罪行,尤其是调查麦克阿瑟的责任。”“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细菌和化学武器、毒气、放射性武器及其它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各种武器。”

  这些文件的通过,体现了郭沫若等人维护新中国权益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正如郭沫若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保卫和平的行动“在华沙二届和平大会上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了”,“华沙二届和大全部采纳了我们中国人民所提出的五项建议。二届和大各项决议的精神,一句话归总,便是‘和平不能坐待,必须争取’。”

  “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一定战胜战争!”

  1951年2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柏林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

  2月22日下午,郭沫若代表中国代表团对理事会提出5点建议,包括:“和平理事会对于联合国大会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可耻的决定,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朝鲜及远东问题的和平建议。”“和平理事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美国、英国政府建议,召开一定的会议,讨论日本问题,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达协议,早日缔结全面的对日和约。”“号召世界人民、母亲们、二次大战伤兵们及死亡者的家属们,采取可能的一切方式,反对美国武装德国和日本,拒绝参与武装德国和日本的一切行动。”

  大会经过6天的讨论,完全采纳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做出的10项决定中包括:“反对武装日本,主张和平解决日本问题”“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行解决朝鲜内政”。

  1951年11月,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

  郭沫若在5日的大会发言上说:“历史告诉我们,用武力从事征服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即使有的获得一时的成功,结局必然遭受到极残酷的失败。”“假如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人民。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它在军事上纵属劣势,也能够克服优势的敌人。”“我们只认识一个简单的真理:世界各国的事务,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能够做到这样,战争的危机就会立即消除。”“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一定战胜战争!”

  郭沫若还认为:“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一年来在朝鲜战争中中朝人民的共同的伟大胜利,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民族解放的烽火、反抗帝国主义的烽火,燃遍了远东,更由远东燃到中东近东,更燃到了北非。”但同时,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造成形势紧张,所以这次会议“目标就是要打击战争贩子的计划,剥夺他们一切准备战争的借口,扩大和平运动,鼓励和平阵营的力量,鼓励民族解放的运动”。

  郭沫若的期待得到实现,这次会议在要求裁军、缔结国际公约和加强文化交流上取得了进展。

  11月8日,代表团成员在维也纳参加和平理事会后,提前一个星期为郭沫若庆祝生日。郭沫若特意写了《多谢》这首诗,感谢这种“兄弟姊妹般的热情”,“是你们的热情促进了、也绿化了我的生命”。

  要战胜年龄的衰谢,是一场剧烈的斗争。

  我接近你们的呼吸,便感觉到血液沸腾。

  仰仗着你们的健康、诚挚、勇敢、聪明、机警,使我的精神也仿佛化成了紫色的水晶。

  荣誉属于全中国人民

  1951年11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决定,将该年度的奖金颁发给郭沫若等6人。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后,莫斯科各报对郭沫若获奖进行了报道和赞扬。《真理报》社论说:“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得奖人当中,有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光荣儿子郭沫若。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知道郭沫若是热情的和平斗士。他不倦地揭露和平的敌人的阴谋。大家也知道郭沫若在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和他在建立和发展民主中国的文化事业中的功绩。”《共青团真理报》社论说:“郭沫若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大科学家和作家、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本国和国际保卫和平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郭沫若的全部活动,是忘我地服务国际和平、进步和自由事业的榜样。”

  苏联电影艺术家格拉西莫夫发表了他对郭沫若的印象,他说他最初见到郭沫若是在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上:“你无论如何猜不出他的年龄;他愉快地挤着他那明亮的、幸福的眼睛,遥望着他面前像海一样的红旗、标语、宣传画、革命领袖们的照片,遥望着这个胜利的革命人民的节日底沸腾火热的全部景象,在他所经过的全部自觉生命中,他一直和这个胜利的人民在一起,他曾经为了这个人民的幸福而战斗,并且还继续在战斗着。”后来,格拉西莫夫在各种场合不断见到郭沫若:“郭沫若到处出来演说,他那热烈、机智、果敢和一语中的的话,永远这样使人感动,永远这样容易明了、将永远为广大的人们不论其为农民、工人、学生、教师或士兵所热爱着。郭沫若的成为保卫和平事业中最积极的战士之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郭沫若热爱生命,郭沫若热爱人类。他是争取人民幸福的真实战士,因此之故,他也是保卫和平的忠诚战士。他就是这样地为亿万劳动人民所熟知。”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和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等人都给郭沫若发来贺电:“全世界和平保卫者都知道你是为国际和平与友谊而奋斗的永不疲劳的战士。”“我们钦佩你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友谊而作的忘我斗争。我们祝贺你健康并希望你在有成效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12月22日,郭沫若复电“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斯科贝尔琴:“我接到您亲切的电报,知道了我获得一九五一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大的荣幸。这不仅是对于我个人的极大的鼓励,而同时是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极大的鼓励。我今后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要不断地加倍努力,以期能够有更实际的贡献……我想明年亲自到莫斯科接受这最大的荣誉,只是时期我要请您决定。”“奖金十万卢布,我愿意全部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作为保卫和平事业之用,请允许我先把这个预定向您报告。”

  12月23日,郭沫若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谈话认为:“这并不是给予我个人,而是给予我们在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为‘加强国际和平’而奋斗的全中国人民。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各方面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于‘加强国际和平’的事业是有着贡献的,我只是作为一个代理者,代替中国人民接受了这一次应该属于全国人民的最高荣誉。这对于我们全中国人民是很大的鼓励,而对于我个人尤其是大到无以复加的鼓励。我们中国人民得到鼓励,更要努力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增产节约,加强抗美援朝,这正是我们今天‘加强国际和平’的最有效的行动。我个人尤其要加倍努力,使得自己的工作在各方面能有更实际的成效。”

  1952年4月9日,郭沫若在奥斯陆参加完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后,飞赴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出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为他举行的隆重的授奖典礼。斯科贝尔琴将奖状和斯大林金质奖章颁发给他。郭沫若当场朗诵了他的《光荣与使命》:“维护国际和平的奖章,静穆地,悬挂在我的胸上。/我代表着保卫和平的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形象,/接受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得来的光荣,/但也接受了一个庄严的使命,在今天是意义深长。”

  通过民间组织开展人民外交

  1952年3月,郭沫若率团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讨论美国在我国东北和朝鲜投掷细菌武器的特别会议。对要不要干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与会者有分歧。

  4月1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的各国代表举行记者招待会,郭沫若与朝鲜代表李箕永向记者报告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当场宣读正在调查此事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发来的电报,并向记者分发提交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的文件和照片副本。2日,郭沫若与约里奥·居里等联名发表题为《反对细菌战》的告全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细菌战。

  由于郭沫若等人的出色表现,大会最终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同往参加大会的钱三强回忆说:

  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像一束绽开的花,然而却不是在笑,而是流出了兴奋的泪水!郭老听完决议,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长时间用手绢捂住眼睛,不想让人看出他在流泪。一到休息室,他就对我们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他这简短而充满深情的话语,充分表达了郭老对党和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他的这种精神,当时和后来一直深刻的教育着我。

  奥斯陆特别会议充分说明,郭沫若通过世界和平大会等民间组织开展人民外交,维护了新中国的核心利益。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功,使得新中国争取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中国的精神原子弹”

  郭沫若对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后,郭沫若20次率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其间多次到莫斯科,4次到斯德哥尔摩,3次到柏林,3次到维也纳,两次到布拉格,还到过奥斯陆、赫尔辛基、布达佩斯、新德里和科伦坡等城市,传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理念。

  郭沫若冒着危险、艰辛,频繁活动在国际舞台,其出色表现为新中国赢得了很多荣誉和机会。当时很多著名作家和科学家都参加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多次聆听郭沫若的发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12次国际会议的朱子奇回忆说:郭老的讲话,击中要害、文采飞扬,又生动幽默,轰动了西方舆论,被誉为“中国的精神原子弹”。

  冰心在《悼念郭老》一书中说:

  我有幸几次在郭老领导之下,参加了国际的会议,听到了郭老精彩风趣的即席发言,更时常在招待国际友人的场合,看见郭老在友人的敦恳围观之下,欣然命笔;郭老在发言写字时都是逸趣横生,笔花四照,以美妙的语言文字艺术,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革命政治内容发挥得恰到好处,这一点我感到是可学而不可即的!

  巴金则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不少文化界、知识界的同志跟他一起参加过各种国际会议。在反帝、反殖、反修的国际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最大多数,受到普遍的尊敬。他那豪放、热情的谈话和演说打动了五大洲人士的心。人们常常讲:“你们的郭沫若!”我跟他一起参加过一九五跂年在华沙召开的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一九五五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我因为有这样一位“团长”而感到自豪。在国际斗争的讲台上他的声音特别洪亮。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战士、诗人和雄辩家、智慧、才能、气魄、热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频繁的出国访问和外交活动,一方面牺牲了天伦之乐,另一方面十分辛苦。当时交通不便,高龄的郭沫若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女儿郭庶英回忆说:“父亲很忙,我们常常见不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样频频出国,有时回来的箱子基本没动,又随着父亲出行了。”

  郭沫若出国访问常常火车、飞机兼用,航班又经常延误。有时半夜两点半转机,有时凌晨3点到达、四五点又要赶赴机场。有一次郭沫若去维也纳,中午12点到乌兰巴托,直到半夜两点半才转上飞机。当地气温在零下40℃以下。从乌兰巴托起飞,又得转好几趟飞机才到达目的地。60多岁的郭沫若脚都肿了,只能用热水袋敷。

  郭沫若在历次外交场合,坚持原则、风趣幽默,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郭沫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外交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李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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