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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8-04-16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史料的公布,民国史研究成为海内外近代中国研究竞相追逐的一大热点。2014年,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依靠“国史馆”等多家单位的支持,由吕芳上担纲的多卷本《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蒋年谱》”)正式出版,可谓是学界的一大福音。这不仅是蒋介石研究深化的体现,也为民国史的相关研究提供史料线索。然而,笔者在阅读该书第五册时,也遇到一些疑惑。限于学力,本人仅就所注意到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提要存误导

  据《蒋年谱》的主编介绍,本书的编纂“采取纲目式,以一条纲目为一事,纲对该事作提要,目对该事作简述,并于编年体架构下,兼采纪事本末”,以便读者能清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蒋年谱》“序言”,第4页)这一办法,着实方便读者的阅读与使用。不过,一些不准确的提要也会误导读者。譬如,在1937年3月16日的第一条大事提要中,《蒋年谱》称,“对中央训练团县政班、警官班训话”(第257页),所引用的资料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第267-271页),但笔者通过回查《事略稿本》,发现原文只是说“十六日,上午对县政班、警官班训话”,通篇并未提及“中央训练团”字眼,不知道《蒋年谱》的判断依据何在?事实上,中央训练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干部训练的一个重要机构,其成立时间为1938年7月7月。始由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改组而成,团址初设武昌珞珈山。1939年迁往重庆,举办的三十一期党政训练班,在当时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后,团址迁回南京,主要从事战后军人复员以及为国共决战训练相关干部人才,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

  注释不准确

  为方便读者阅读,《蒋年谱》还就一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注释。然而,正如编者所说:“本书涉及人物、事件复杂,时间、议题涵盖广泛,编者思虑恐难周全,虽经多方审校,舛误谬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蒋年谱》“凡例”十二)譬如,在1938年5月9日第一条大事的注释中,《蒋年谱》称:“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于1938年5月1日在武汉成立,陈诚、陈立夫、贺衷寒等为委员,其下设立中央训练团,负责执行训练党政军各部门干部事宜。”(第525页,注释2)参考的资料是“《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下册,第80页”。同样的,通过对《万耀煌将军日记》的回查,不难发现该日记未曾提及中央训练委员会的成立时间。

  关于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据笔者目力所及,大致有四种观点:

  (1)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28页)和邵铭煌的《台湾人民与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认为中央训练委员会成立的时间为5月1日。

  (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印的《七年来之训练工作》(1945年10月版,第1页),认为中央训练委员会于5月5日在武昌成立。

  (3)冯启宏的《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台湾政治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32页),认为中央训练委员会于5月15日正式在武昌成立。

  (4)何智霖编辑的《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下)》(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440页)则指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后,中央即决定设立训练委员会,以统一全国训练工作。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当时因徐海战事紧张,直至5月19日始组织成立。

  以上四种观点互有差异,其中邵铭煌应是沿袭郭廷以的观点;冯启宏的观点未作任何来源说明;训练委员会总结的七年训练工作,属于1945年的公开出版物,主要用于干部训练;陈诚的回忆录,因是事后回忆,准确性似乎难有保证,不过它是四种观点中唯一对成立时间作原因阐释的。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通过对史料的广泛搜集,终于在中央训练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训练通讯》(1939年1卷1期)上找到明确记载,可以确认中央训练委员会的成立时间为1938年5月15日。

  时间有错乱

  按照时间顺序,将谱主发生在同一天的大事归类在一块,这是年谱体裁的一大优点。但《蒋年谱》一些不经意的疏忽,便会造成读者在阅读或使用过程中的时间错乱。兹举一例:

  “委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人事”这条。《蒋年谱》写道:“本月,行政院实行改组,军事委员会之机构亦同时缩小。该委员会原设有六部,以后复继续填设数部。此次改组,缩为四部,即军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并于其办公厅之外设一秘书处;以何应钦任军政部兼总参谋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白崇禧任军训部长兼副总参谋长,陈诚为政治部长。先生复委任军事委员会重要人事如次: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军令部次长杨杰、熊斌,杨杰未到任以前派林蔚代理;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张定璠;军训部次长陈继承、刘士毅。”(第460-461页)

  检阅这条大事记的资料来源,可知以“陈诚为政治部长”这句话结束为界,前一部分来自王世杰日记,后一部分来自蒋中正手令。具体而言,前一部分引自王世杰1938年1月12日的日记,日记原文如下:“此次行政院改组之时,军事委员会之机构亦同时缩小。该委员会原设有六部,以后复续添设数部。此次改组,改为四部(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并于办公厅之外设一秘书处;以何敬之任军政部兼总参谋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部长,白崇禧任军训部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凡此均未向外界公表。”(《王世杰日记》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81页)

  通过比对《蒋年谱》与《王世杰日记》,不难看出,《蒋年谱》在编辑的过程中不仅有脱字,如漏掉“军令部”的“令”字,这容易导致读者产生诸如“何为军部”“军部与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有何区别”的困惑;还有内容的增加,如在白崇禧的职务上增加了“副总参谋长”,而根据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可知,白崇禧是1月17日才被正式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此外,《蒋年谱》也有错别字的地方,如1938年5月10日条目中,有一句话说,“至于组织之方法,必须与宣传工作并行,竭力避免拉拢要挟诱惑力用等手段,尤须注意对象之思想,认识行动与日常生活,以及家庭状况、社会环境等。”(第526页)编者就将《事略稿本》中的“利用”错写成“力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编写这样一部多卷本、大部头的蒋年谱,出现一些脱字、衍字、错字、别字的现象也在所难免,因此,笔者期待《蒋年谱》在今后修订时能够予以更正即可。

  当然,最令笔者困惑的是,从现在的编排方式来看,《蒋年谱》给人的最初印象,仍是蒋介石“委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人事”发生在1938年1月10日。而王世杰在日记中,未曾提及前一部分中所提的人事安排是发生在1月10日,《蒋年谱》也未提供更为直接或更加具体的史料来源,且王世杰在1月12日的日记末尾说这些人事安排“均未向外界公表”,何以把王世杰1月12日的日记内容放在1月10日?笔者推测,编者可能是依据后一部分的内容来确定,因为后一部分的内容明确说蒋介石手令的时间是1938年1月10日。但根据该书“凡例”,前一部分的时间未定,理应按照“其日期待考而有季序或月分可稽者,则注明其季或月,并殿于改季、月之末”的原则来处理。而编者在撰写“目”的正文时,只用模糊时间“本月”,便将其归在1月10日,笔者认为该处理似乎不妥。

  类似的情况,还可见于1938年4月29日的两条大事记。一条是“复电申谢胡文虎捐资协助政府创建军人疗养院”(第520页),编者引用的资料《事略稿本》,但《事略稿本》却明确记载这是4月28日的事情。另一条是“申令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党内不得有派别与小组织”(第519-520页),编者提供的史料来源是《中央日报》(长沙)(1938年4月10日,第2版),仅根据该史料来源,不免让读者生疑,4月10日的内容怎么用到了4月29日?经笔者细查后,发现编者的史料真实来源应是4月29日的《事略稿本》(第41册,第428页)。

  总而言之,笔者虽就《蒋年谱》第五册中的一些细节提出商榷意见,但瑕不掩瑜,多卷本《蒋年谱》是近年来蒋介石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也只是为提醒包括自己在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在使用《蒋年谱》时要保持一定的警醒,即引用史料时,需要有陈垣先生所提倡的“史源学”的精神。 (作者:敖 凯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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