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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的女记者是谁?

发布时间:2018-03-08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前排中为黄薇

黄薇,中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1938年6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到华北敌后战场访问,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为向海外宣传八路军抗战作出了贡献。萧克将军曾为其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在延安一月四见毛泽东

1938年7月,华侨女记者黄薇来到延安采访,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她深深地被延安清明的政治环境和融洽的军民关系所吸引。

毛泽东

一天晚上,黄薇应邀观看联欢晚会。在看演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向后看,她随着大家的目光观看:一位身材高大,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灰布军服的人,正在和一位头上系着白毛巾的老乡一边走,一边谈话,向观众席走来,走到黄薇后面的那排座位上坐了下来。不一会,他主动与坐在前面的黄薇打招呼,问道:“是黄薇小姐吗?”黄薇连忙回过头回答道:“是。”他伸出手亲切地与黄薇握手寒暄。黄薇定睛一看,与她说话的竟然是闻名中外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7月下旬的一天,黄薇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于晚上11时接见她和《救亡日报》《南洋商报》的两名记者。晚上10时半,毛泽东的警卫员提着马灯来到黄薇下榻的西北旅社,接他们前往。在杨家岭,黄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住的窑洞。警卫员端来了茶水,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延安这个地方很偏僻,交通不便,新闻记者来这里很不方便,特别是你们华侨记者从远隔重洋的新加坡来到这里,更是难能可贵。黄薇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外侨胞心系祖国,节衣缩食积极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很多人对抗战的前途也都非常关切。请求主席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华侨的爱国精神,他说,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请你们告诉华侨同胞们,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会胜利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信心。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黄薇等人告辞时已是凌晨。

一天中午,毛泽东设宴请黄薇等记者到窑洞做客。毛泽东知道黄薇的老家是福建龙岩,很感兴趣,便问黄薇家住龙岩什么地方。黄薇说:“在龙门镇赤水桥村,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毛泽东兴奋地说:“我曾经去过那里,还住过几天,围墙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黄薇连忙点头称是,不禁赞叹毛泽东的记忆力。毛泽东说:“因为你家是个书香世家,在当地很有名望,所以印象比较深。”黄薇向毛泽东请求说:“我很想留在延安学习,想在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受教育、受锻炼,使自己快一点成长,为抗战多做贡献。”毛泽东听后说:“我早听说你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做记者比较好,特别是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抗战作贡献。”黄薇听了,很受启发,知道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一百多篇战地通讯

8月中旬,黄薇随同慰问团40余人离开延安,奔赴硝烟弥漫的华北敌后战场。她历时三个多月采写了一百多篇战地通讯,先后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连载半年多的时间。

在黄薇的华北战地通讯中,报道最多的还是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故事。她进入山西境内,首先到了岚县八路军120师驻地,采访了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她对贺龙的第一印象是“短短的上髭,健壮的体魄,加上那豪爽的性格,使人感到他是那样的易于接近而又可以信赖。这位使敌人闻名生畏的军官,既善于辞令又富有风趣。”她在120师连续采访38天,行军数千里,亲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在岚县的几天中,黄薇受到军民的热情欢迎。在临别时,周士第送给她一把缴获日军的指挥刀和作战材料;甘泗淇送给她很多八路军官兵战斗生活照片。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礼品”,在后来的重庆大轰炸中全部被毁坏,令黄薇遗憾了一生。

在八路军总部,黄薇见到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左权给她谈了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意义、当前的战局以及八路军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情况,并结合国内外的情况,深刻分析了抗战的前途,使黄薇对华北抗战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临别时,左权赠送给黄薇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子大衣,他告诉黄薇说:“华北安定的局面不会很长久,以后还会有一个更困难的阶段;但在极端困难之后随着而来的就是光明。”左权那充满胜利信心的坚毅精神以及待人诚恳亲切之情,令黄薇九九难以忘怀。可是左权将军没有看到光明的到来,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

第一个在海外报道白求恩

白求恩

1938年9月下旬,黄薇跟随陕甘宁边区参观团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的所在地五台县,在欢迎宴会上,聂荣臻将白求恩大夫隆重地介绍给黄薇,从此二人相识,并与他约定改日前往访问。

晚上七点,在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举行欢迎大会,聂荣臻在致欢迎辞中还专门提到黄薇。黄薇被邀请上台讲话。黄薇向大家报告了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动人事例,并代表侨胞向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黄薇刚讲完,白求恩就自告奋勇跳上舞台,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开始讲演。当他生疏地说出“同志们”这三个字时,全场沸腾起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白求恩说,他来到边区后,看到上至聂司令员,下至普通战士和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众一心,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心里非常感动。

几天后,黄薇与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分开,离开五台山,与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去慰劳伤兵。当她来到滹沱河畔的一所战地医院里时,竟遇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正在一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全神贯注地为一位伤兵做手术。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既是翻译,又是助手,熟练地传递刀、剪和其他手术用具。一些当地群众也主动前来帮忙,董越千还要指导他们进行消毒和上药。这一天,白求恩很忙,刚做完一个手术,一个伤兵又被抬了进来,门外还有好几个伤员在等待着。

黄薇在手术室外等了好长时间,想找个机会访问白求恩,可是白求恩一直在忙。这边黄薇所在的队伍还要赶路,需要马上出发,来不及采访和打招呼了,黄薇只好遗憾地离开这里。

不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竟意外地碰到了白求恩,二人同时住在一个院子里。黄薇看到“虽然是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白大夫却像小孩子一般背着一个照相机,东奔西走,摄取各种有意义的镜头。”黄薇真是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与他约定,晚饭后去访问他。

晚上,黄薇如约而至,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黄薇开始了采访。白求恩向黄薇讲述他的童年、经历,讲述如何来到中国。白求恩风趣地说:“我乘飞机,坐火车、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来到这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白求恩十分赞赏八路军的勇敢,他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白求恩还十分焦虑地向黄薇谈缺医少药的问题:“做手术,缺少麻醉剂、止疼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其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都是木工锯子和屠刀。”二人谈了很长时间,在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再三叮嘱黄薇要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医疗用品。黄薇听了非常感动,她写道:“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回到重庆后,黄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令黄薇没想到的是在她离开华北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求恩因手术时不慎割破中指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噩耗传来,在重庆的黄薇悲痛欲绝,含泪写了《悼念白求恩大夫》,发表在1939年12月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郑学富)

[责任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