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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岁月

发布时间:2018-01-11  来源: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

  

蔡元培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中央研究院也随之迁往内地。年近古稀的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体弱多病,一直在病养之中,考虑到香港不仅地域安全,而且休养和医疗都有保障,便在11月27日由丁西林、周仁陪同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流寓香港本是权宜之计,没曾想战火越烧越旺,中国内地已无一块安宁之地,一住就是两年多,这里竟成为他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

  来港隐居养病

  上海沦陷后,中央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研究所不得不停办。傅斯年发来电报,告诉国民政府令中央研究院于11月17日迁往长沙。11月27日,午饭后,蔡元培由丁西林、周仁等陪同来到黄埔港码头,乘法国邮船马利替未斯号,开始了香港的旅程。29日晚7时到达香港,暂住陆海通旅社。次日,又迁至皇后大道中胜斯酒店(St.Francist Hotel)。下午4时,老友王云五得讯后前来相晤。12月9日,夫人周养浩和子女晬盎、怀新、英多来到香港,一家又迁至坚尼地台十二号楼下,这里是原在上海任日本研究社社长、《申报》主笔陈斌和的住宅。

  在香港要找一处合适的家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居所一直在不定的搬迁中。王云五等一直为他寻找合适的寓所而奔走,终在九龙觅得一合适的租屋。1938年1月28日,他致函王云五表示感谢,信中说:“前日承导观跑马地新屋,各方面关系,都承顾到,且随时可以请教,曷胜感荷。唯九龙沃斯丁路之屋,较为宽展;且前住者,略受津贴,已提前腾出,弟等遂定于二十九日午后迁入矣。跑马地之屋,只可割爱,应如何向房东退租,或为他友介绍,敬请酌行。……弟等之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五六号中之第二号。”

  这里适宜他一家居住,有客厅、厨房、餐厅和浴室,卧房两间,月租一百二十元。这里成了他生命的最后驿站。他病后尚未复原,身体虚弱,只得遵从医嘱,深居简出,谢绝应酬。因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且环境复杂,改姓名为周子余,取其母亲和夫人的姓,从《诗经》“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中取意“子余。”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会议。1948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邀请新当选的首届院士到南京参加第一次院士会议。

  说是隐居养病,可怎么也放不下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来自中研院的信函电报从未间断。中研院的创立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1927年4月,蔡元培筹备中央研究院,次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是首任院长。

  现在虽是远在香港,可他仍然为中研院的工作运筹谋划。1938年2月28日,他在香港酒店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及十位所长都出席了会议,这是抗战爆发后中研院的一次重要会议,通过了七项议案。

  来香港后身体一直虚弱,这在他的日记和函电中多有记述,如“我忽患晕眩,邀朱惠康医生来诊,验得血压太低,是脑贫血症。”“弟今患贫血”“脑所以贫血,是因胃不消化,滞血。”“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1939年3月,中研院评议会第四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他原定参加会议,可因身体的原因,医生又一再劝阻,昆明之行只得作罢。他给会议特撰一篇讲话,让评议员翁文灏代为宣读。

  来港后仅有的一次公开活动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应邀出席,这是他来港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公开活动。他发表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在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

  他认为,养成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当然要有相关单位予以训练,而“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他说,美感有优雅和崇高两种。“优雅之美,从容恬淡,超利害之计较,泯人我的界限。”“崇高之美,又可分为伟大与坚强之二类。”“小己的缥缈”“人力的脆薄”“一经美感的诱导,不知不觉,神游于对象之中,于是乎对象的伟大,就是我的伟大,对象的坚强就是我的坚强。在这种的心境上锻炼惯了,还有什么世间的威武,可以胁迫他么?”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会议通过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蔡元培和宋庆龄、陶行知、吴玉章等十九人被推选为分会代表,出席于2月12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由于他正在生病而未能出席。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中,因养病且在香港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唤海外侨胞对抗战的支持,呼唤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9月23日,他为首的中国文化界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期待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和正义,谴责和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虐罪行,电文说:

  “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际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我忍无可忍,于年前发动抗战,以救中国,同时亦为救世界。贵会为保障世界和平与人道正义之最高机构,希即依据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此为我国最后之请求,亦为贵会最后之试验。我国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五千万人民,一向深以得为贵会之会员国为荣,故拥护贵会,不遗余力。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谅贵会当能切实执行有效的制裁,不致以忠实勇敢的会员国如我中华民国之痛苦与失望为无足轻重也。”

  1939年7月,他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举为名誉主席。11月29日,中国分会致函,希望他为中国分会会歌作词。他欣然命笔,作了一首洋溢爱国热情,充满必胜信念的歌词:“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战绩。”

  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只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2月17日,在云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给老校长拍来电报:“于本校四十周年纪念日,向师座虔致敬意,敬祝健康。”他心情特别高兴,特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北京大学,自成立以来,经四十年,其间除民元前十二年,遭义和团之变,稍有停顿外,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是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

  中文版新版《西行漫记》

  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前来拜访。两人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为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唯此,次年8月,他在病榻上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中记下每一章的标题,特意着重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

  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

  又读《续西行漫记》,日记中记述也颇详细,每章标题都有记述,尤为记述:“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的甚为恳切。”这是他最早阅读到的关于中共领导的陕北边区的书籍,由中可见他对全民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

  减少会客,除了萧子升和刘海粟

  蔡元培来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内地相比,很少与人交往,工作上除了中研院的事情,来往函电交驰外,空下的时间自然多了。他对这段生活比较满意,在给时在昆明的儿子无忌的信中说:

  “我自来香港以后,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有许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与通闻问,并不见怪。我于是有暇读书,有暇著书,为十年来所未有。若一到内地,因研究院各所受省府助力,岂能不与往来;各所教育文化机关研究员、教员、学生,人数既多,安能见谅;仅仅晤谈,已感忙烦;其他演说、函电之要求,亦所难免;我之生活,又将回到南京、上海的样子。”

  正是为了避免“忙烦”,病中的老人尽量减少俗事烦扰,尽量减少会见客人。在香港的岁月里,他也就仅仅会见了萧子升和刘海粟等人。

  萧子升

  萧子升,又名肖瑜,湖南湘乡人。当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和毛泽东、蔡和森为好友,被称为“湘江三友”,同为恩师杨昌济看重。杨昌济称他们为未来中国的有用人才,并广为向学界推介,自然也包括他已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后来,萧子升和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的勤工俭学来到北京,萧子升多次拜访中国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蔡元培,多次交谈和见面,蔡元培对这位与自己一样恪守教育救国理念的青年人特有好感,他们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居港期间,由欧洲归来的萧子升多次拜访蔡元培。1938年1月19日,他的日记云:“午后,肖瑜(子升)来。子升于最近四年专在Poitier(巴提尔)大学研究哲学,因该大学为培根与笛卡尔 两大哲学家修学之所。四年内尤用力于Guyau(居友)之学说,其博士论文已付印。”居约(蔡译居友),法国哲学家、美学家与伦理学家。哲学上持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艺术与道德是生活的最高表现。美学上反对游戏说,主张快乐说,并认为创造艺术的人应远离现实生活,以便创造促进和谐的审美情感。伦理学上批判功利主义,认为道德既需要有义务观念,也不需要制裁。这非常契合他的教育救国、伦理救国、美育代替宗教的理念,也成为他和萧子升常常讨论的话题。

  萧子升把自己的《居友(约)学说评论》送与他,他愉快的为之作一长序,其中云:“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

  教育救国,美育代替宗教,是他孜孜以求的不变的信念,在北大,在大学院,在中央研究院,他都是恪守这一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老人到了香港后,少了事务纠缠,可终找不到与自己具有同一信念的知音,就这一话题共同切磋谈论。萧子升来港后能常和他讨论学问,这令他十分高兴,他回忆说:“萧君子升,自少即有怀疑宗教,好美术之根性,闻余说而好之,曾自长沙至北平,与余上下其议论,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了。”

  刘海粟

  1939年12月3日,刘海粟往印尼、新加坡举办抗日义赈画展,顺途香港,食宿安顿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九龙拜访蔡元培。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举荐之恩。当年因上海美专画裸体模特事件,受到军阀孙传芳的迫害,蔡元培知道后,极力声援营救。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对这位开启崭新画风的青年艺术家尤为呵护。是他举荐刘海粟去欧洲举办画展,是他最早向中国艺术界介绍刘海粟,使刘海粟的画风得到承认,并由此蜚声画坛。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能在香港与故人相逢,令他特别高兴。他在会客厅笑容可掬地迎向刘海粟,柔声细语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电话?”向来寡言默语的他,话也多了,聊着聊着,不时地离开座位,在屋里踱步。刘海粟明显发现蔡元培的明显的衰容,额顶已是稀稀疏疏的白发,眼角的皱纹明显增多,老人斑分布在鼻窦的两侧,嗓音低沉沙哑,步态已是龙钟蹒跚。

  刘海粟拿出所作《滚马图》,请蔡元培题字,老人仔细地欣赏着,连连称赞,并研墨挥毫,郑重地题写了“清新俊逸”四个大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借杜甫的诗,希望刘海粟在艺术上像南北朝诗人庾信和鲍照那样,清新俊逸,卓异不凡。

  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在寓所失足倒地,口吐鲜血。虽经名医诊治,终因年高体弱,救治无效,于3月5日9时45分溘然长逝。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为公众服务数十年,可身后却极为萧条。医药费尚欠一千多元,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老友王云五代筹的。

  当日,蒋介石发来唁电。隔日,毛泽东从延安给蔡元培家属发来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能得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人物,除孙中山外,也唯有蔡元培了。

  3月10日,香港举行蔡元培灵柩安葬仪式,全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致哀。下午2时,由北大旅港同学组成的护灵队的灵车,缓缓施出殡仪馆。为灵车执绋者五千余人,行列整齐肃穆。灵车驶入南华体育场,在这里参加公祭的香港各界代表万余人,整队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蔡元培致哀。下午3时,灵车到达东华义庄,安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在此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均举行追悼大会。4月14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并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去电文,要求给蔡元培以国葬。电文说:“咸以为蔡元培先生民国元勋,人文泰斗,允宜褒以国葬之荣,以示笃念勋劳之意。大会一致议决,特请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先生。”

[责任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