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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聆听!民革中央历任主席的“肺腑之言”

发布时间:2017-12-20  来源:团结网

  民革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会议将选举产生民革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从1948年1月成立至今,在70年的光辉历程中,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李沛瑶、何鲁丽、周铁农、万鄂湘先后担任民革中央主席。他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在即将迎来民革成立70周年之际,团结君撷取10位主席公开发表的部分言论、主张、心声,让我们一起聆听。

  李济深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主席。

  李济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爱国革命坚定不移,虽经历坎坷,但面对时代的挑战,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勇气。

  语录:

  “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正在梧州讨伐桂系军阀沈鸿英的李济深悲痛不已,提笔写下了这句挽联,这是他为自己提出任务,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打倒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任务,为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统一的中国而继续奋斗。

  “济深等虽居草野,目睹毒焰之凶张,早已靡生之可乐,所以痛心疾首,枕戈待旦者有年矣。誓师之日,愿献微躯,急赴国难,以供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一打响,李济深立即发出《快邮代电》,表明自己誓死抗战的决心。不久,李济深应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共商国策。尽管蒋介石只给他一个“特任参议”的虚职,但李济深并不介意,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救亡图存。

  “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1959年10月,李济深已重病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这句诗。他爱国情深,台湾的和平解放是他至死不渝的愿望。

  何香凝

  何香凝(1878—1972),原名谏,又名瑞谏,号双清楼主,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委,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主席。

  何香凝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妇女运动的领袖,画坛杰出的美术家。她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她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为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把艺术创作与革命活动紧密联系,她的作品中充满斗争激情、浩然正气。

  语录:

  “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廖仲恺也曾多次被派往国内做策反工作。何香凝深知丈夫深入虎穴,十分危险!1909年初,当廖仲恺奉命赴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她慨然题诗赠夫。

  “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道是无因却有因。”

  1941年1月,当“皖南事变”发生后,她即同宋庆龄等发表通电,严厉斥责蒋的罪恶行径。蒋介石曾派人到桂林给她送去100万元的支票并请她去重庆,她却在信封上写到:“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原款退回。当1944年秋,日军逼近广西,蒋介石再次邀请她到重庆避难时,她还是拒绝了。她写的《感怀》诗流露出她的心迹——不肯到重庆去,表示她对蒋已彻底绝望。毛泽东曾写信赞她:“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

  何香凝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认为民革应用好与台湾国民党的历史联系,帮助共产党多做一些工作,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她时时思念台湾的朋友,常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呼吁台湾当局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人人是一家”。

  朱蕴山

  朱蕴山(1887—1981),又名朱汶山,1947年参与创建民革,历任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

  朱蕴山是我国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是不断追求进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者和爱国者。

  语录:

  “岂可瓦全宁玉碎,国破家亡我何存。”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由于蒋介石政府妥协政策的干扰和破坏,淞沪抗战在坚持一个多月后终告失败。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节节退让,朱蕴山发出了这样的愤怒吼声,表明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

  “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

  在整个艰难漫长的抗战时期,朱蕴山怀着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似火丹心,始终像老牛一样忍辱负重、辛勤劳作,耕耘在民族救亡的阡陌,构筑抗日卫国的阵线;像老马一样不畏艰险,四处奔波,穿梭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奋蹄于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之列。

  “却忆台澎诸故旧,孤悬何不早还乡”,“台澎一水盈盈隔,日暮孤城胡不归”。

  朱蕴山一直系怀于祖国统一,殷切期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王昆仑

  王昆仑(1902—1985),原名王汝虞,字鲁瞻,民联的创始人,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

  王昆仑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政治活动家。早在学生时代,他的爱国热情、胆识才干就使世纪伟人孙中山颇为赏识,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青年时代,他在当政的国民党上层有地位有前途,但是,为寻求救国的政治道路,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他三次当面质询大独裁者蒋介石;重庆和谈时,毛泽东有感于他对民主运动的贡献和他出色的文才,紧握他的手说 “久闻大名”。

  语录:

  “我们的党(国民党,编者注)都已成为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大集团,变成了欺骗民众——近来并且亲手屠杀民众的总机关”,“我要去发现新的革命、新的人生,我必须去找真的群众的安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民族危机,王昆仑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其各个派系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已逐步倾向国民党内的左派和民主派,主张抗日,并开始探求救国自强的新道路及新的领导革命的力量。1932年3月,他以“大鱼”笔名发表文章这样说。

  “勿忘了并未完成的抗日使命”;“坚持反对内战的主张”;“认清入闽的意义并非剿匪而为安民”。

  淞沪抗战爆发后,王昆仑在无锡创办《人报》。当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从淞沪战场调往福建“剿共”前线时,王昆仑为《人报》撰写的社论中,对第十九路军提出三点希望。

  “巾帼英流济世才,舍生忘死佐恩来。古今伉俪谁堪比?马列高峰亦壮哉!”

  1985年,83岁的王昆仑因病住进医院,与邓颖超同志为邻。邓颖超出院前夕,书赠“多年战友,数日芳邻”。王昆仑看后,写下《口占赞邓颖超同志》七言绝句一首。这也是他的绝笔之作。

  屈武

  屈武(1898——1992),字经文。1952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

  屈武青年时是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被推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代表陕西学生赴北京请愿,曾激于爱国义愤血溅总统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核心成员;1926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赴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陆军大学;抗日战争初期,他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衔命入新疆,成功和谈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1949年,为了和平、为了新中国,他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赴北平进行谈判,参与策划了新疆和平起义。

  语录:

  “古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把这句名言转赠于你,这是大哥对小弟的忠告。应当说,当年我赠送给你一条毛毯是微不足道的,而这忠告,比起毛毯来,包含的情谊更加深厚。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也’。”

  1949年,屈武在奉化溪口期间劝说蒋经国。

  为了实现多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党派也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积极引进新人,搞好新老合作和交替,使民主党派后继有人,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民主党派创始人开创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战斗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传下去。那么我们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千秋伟业,一定大有希望!

  ——屈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刊登于1986年7月12日《团结报》一版

  过去中共和国民党和谈,我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现在,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请不要把我这个老头子忘了,我愿做中共代表团的顾问!

  屈武晚年仍特别关心祖国和平统一,他曾这样表示。

  朱学范

  朱学范(1905—1996),曾用名朱屏安,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一、三届中央常委,第四、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

  朱学范是近代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为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和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朱学范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积极参与创建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朱学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的部长,为创建新中国的邮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语录:

  “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的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作我们同伴,这个民主阵容就是苏联,这个革命集团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

  1948年2月中旬,朱学范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战后重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因此,他在给李济深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他指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1948年10月,朱学范就领导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个老邮工和首任邮电部长,我的心始终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的。”

  朱学范对我国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沛瑶

  李沛瑶(1933——1996),1986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届中央主席。

  李沛瑶自小受父亲李济深的熏陶,不但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特殊的家庭背景,影响了李沛瑶的一生。

  语录:

  “必须帮助、支持农民就地就近找出路,这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引导和对农村就业的研究,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打下基础。”

  李沛瑶任劳动部副部长期间,主管就业、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多次带领有关人员下基层做调研,解决就业和民工潮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一个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政党体制上的生动体现。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被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民革同国民党有着历史渊源,我们再次提醒台湾国民党当局,能够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通过两党商谈,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李沛瑶:《伟大的祖国 光辉的历程》,刊登于1994年10月1日《团结报》一版

  何鲁丽

 

  何鲁丽,女,汉族,1934年6月生,山东菏泽人。民革第八、九、十届中央主席。

  语录:

  “幼年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国难当头的苦闷愤慨和抵御外侮的艰苦卓绝,明白了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注定要失去人心、被历史淘汰,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民革作为参政党,首先必须政治上坚定清醒,制度上健全完备,组织上富有活力和凝聚力,如此才能谈得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

  “搞好政治交接,核心就是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动摇。”

  ——《大道》何鲁丽:《以身报国 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周铁农

  周铁农,1938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民革第十一届中央主席。

  语录:

  “30年的从政经历中,也让我逐步明悟,我的从政经历,不光是机遇和我自己的努力,更是中共党组织的培养和信任,让我得以站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民革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有着特殊地位和作用,我们尤其要发挥好民革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开创思路和方法,有力配合党和国家对台工作的主体和全局,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民革的力量。”

  “因缘际会,我先是求学,然后教书,最后从政,一辈子没干过多少农活,却意外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民”——铁了心要为农民说话的人。”

  ——《大道》周铁农:《始终把握方向 才能行稳致远》

  万鄂湘

  万鄂湘,1956年5月生,湖北公安人。民革第十二届中央主席。

  语录:

  “一个法律人的梦想就是一生与法相随:从学法、教法、用法、司法到立法,环环相接,这是最完美的人生轨迹。我能有这样的人生轨迹,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益于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伟大时代。”

  “中国有一句老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有一种制度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是必须要坚持的。”

  “履职经历告诉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够有效避免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

  ——《大道》万鄂湘:《与法相随筑梦路 不忘初心好扬帆》

  (栾絮洁)

[责任编辑:周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