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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炮火中建成通车的钱塘江大桥

发布时间:2017-10-30  来源:文史e家

  作者:张学继

  今年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80周年,钱塘江大桥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悲壮一页。当时,一条波涛汹涌的钱塘江将浙江一分为二,它不仅严重阻碍着两浙(浙东与浙西习惯称两浙)之间的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也严重阻碍着我国东南沿海六省之间的交通往来。

1937年9月26日第一列火车通过钱塘江大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浙江人民世世代代以来的梦想,也是整个东南地区人民的梦想。清朝末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就雄心勃勃以个人之力修建钱塘江大桥,他先后邀请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到杭州,在钱塘江北岸的六和塔及南岸的浦沿一带进行勘探选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桥梁设计。胡雪岩的建桥理想由于他后来生意上的破产而破产。

  天堑变通途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浙江省政府当局及民间人士屡有建桥的倡议,但因工程浩大,经费无着,建桥的梦想都无疾而终。但这个梦想终于在1934年11月11日实现了。这一天,在杭州六和塔东面、钱塘江北岸桥基起点处举行了盛大的大桥开工奠基典礼,典礼主席台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东南交通,此其枢纽”,下联是“钱塘砥柱,永固金汤”,横批是“沟通两浙”。

  到会嘉宾来自铁道部、浙江省政府以及投资方、施工方等等方方面面,不下五千人。从这一天开始,经过近3年的紧张施工,终于在1937年9月26日这一天,承载着浙江人民世代梦想的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铁路、公路两用的特大型现代化钢铁大桥,这是我国桥梁建设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将永载史册。

  茅以升主动将大桥炸毁

  钱塘江大桥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建设并竣工的。大桥尚未完全竣工,日本帝国主义即于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沪杭地区成为主要战场,数以千计的大桥建设者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和使命,在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下加紧施工。大桥建成通车之日,正是淞沪会战的后期,在沪杭宁地区人员与物资的战略大撤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通过此桥离开即将沦陷的沪宁波杭地区,走向大后方。大量的战略物资包括汽车、机车、机械设备等源源不断从通过大桥撤退到后方。

  同年12月23日,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迫近钱塘江时,大桥建设的总指挥茅以升忍着巨大的悲痛,点燃了事先安放在大桥桥孔内的烈性炸药,主动将大桥炸毁,以阻止日本侵略者利用此桥。

茅以升

  一条现代化的大型桥梁在还没有完全竣工时就需要考虑如何将它炸毁,这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凸显了中华民族所遭遇的那段悲壮的历史。炸毁大桥后,茅以升写诗一首以明志,诗云:

三年之功废一旦,

破坏容易建设难。

国破愈觉山河美,

毁桥为的保江山。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茅以升又奉命主持修复了钱塘江大桥。

  建设钱塘江大桥的功臣

  建设钱塘江大桥的功臣,可以分决策筹款与设计施工两个方面来谈。从决策与筹款的角度来说,曾养甫与顾孟余两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养甫(1898—1969),广东省平远县人,先后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和美国匹茨堡大学。历任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铁道部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长、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任、滇缅公路督办、交通部部长等职。一生主要从事经济建设和铁路、公路建设及交通运输管理工作。

  1931年12月至1935年12月,曾养甫担任浙江省建设厅长期间,在浙江大搞铁路、公路建设,其口号是“开发交通,救济国难”。但是,所有的公路、铁路修到钱塘江边都成了断头路,一条钱塘江成了浙江交通的最大拦路虎,曾养甫决心解决这个历史难题,他于1932年春正式提议修建钱塘江大桥,得到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大力支持。1933年7月,浙江省政府建设厅成立钱塘江桥工委员会,曾养甫担任主任委员,是建设这座大桥的主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者,并承担前期的勘探、设计、招标和筹款等重要工作。

  时人对曾养甫在筹建钱塘江大桥过程中的“苦心经营”、“细心筹划”有很高的评价:“曾厅长对于建设事业之努力,交通事业之猛进,使浙江政治、经济均蒙极大利益,令人钦佩无已。”“钱塘江大桥之有今日,不能不称颂与曾厅长之努力。”曾养甫是钱塘江大桥的催生婆与助产士。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设想钱塘江大桥能够在1937年下半年那个关键时刻建成通车。抗战中后期,曾养甫奉命主持西南大后方的公路建设,对于保障战时运输线的畅通,维持军需民用等,都有重要建树。他在监督修建滇缅公路(从缅甸通往云南的公路,在日本海空军封锁我国沿海后,这条公路成为我国惟一的对外通道)时积劳成疾,患上麻痹病,于1945年1月辞职去美国就医,离开了政界。

  顾孟余(1888—1972),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32年3月至1935年11月任国民政府铁道路部长。当时,修建钱塘江大桥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根据初步测算,修建钱塘江大桥需要500万元(法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亿元人民币)。当时浙江省财政严重亏空,主要依靠借内外债度日,省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修桥。在这种背景下,曾养甫一方面发动民间(民营企业家、银行家)集资,同时请求铁道部顾孟余部长支持。

  顾孟余对于家乡修建大桥十分关心。开始时商定所需建桥经费500万元,铁道部与浙江省政府各出50%。后来,顾孟余考虑到浙江省政府财政特别困难,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就经费问题最终达成协议,铁道部负担70%,省政府负担30%,从而解决了建设大桥需要的资金问题,使大桥得以顺利开工。钱塘江大桥竣工后结算,铁道部实际拨付资金370多万元(均为法币,下同),占总经费的69.8%;浙江省实际拨付160多万元,占总经费的30.2%。与当初的协议基本一致。

  从设计与施工的角度来说,茅以升与罗英是两个主要的人物。

  茅以升(1896—1989),著名桥梁专家、土木工程专家。江苏省镇江人。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桥梁专业),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大学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提出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唐山大学校长。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4月,钱塘江桥工委员会改组为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担任一直担任处长。按照《钱塘江桥工程处组织规程》的规定,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由铁道部与浙江省政府会派,“秉承(铁道)部、(浙江)省代表之命,之行桥工建筑计划,并主持全处一切事宜”,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工程总指挥这个角色,是大桥建设现场的一号人物。

  罗英(1890—1964),著名桥梁工程师。江西省南城县人,1911年,与茅以升、郑华三人以公费留学生资格同批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桥梁专业,1917年获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到南京河海专门学校任教,后任天津津浦铁路养路主任,兼任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教授。1927年,曾参与设计监造京奉铁路沈阳皇姑屯机车厂。1927年,任北宁铁路山海关桥梁厂厂长。1932年,任北宁铁路天津总局技术主任工程师。

  1933年,罗英应老同学茅以升的盛情邀请南下,担任钱塘江桥工程处总工程师。《钱塘江桥工程处组织规程》规定:“本处设总工程师1人,副总工程师1人,承处长之命,管理设计及施工事宜,由铁道部及浙江省政府会派之。”可见,总工程师是大桥建设指挥部的二号人物。在大桥施工建设过程中,茅以升与罗英紧密配合,共同监督与指挥施工。

开工典礼上,社会各界代表举行破土动工礼,图为茅以升(前排左八)、罗英(左七)、曾养甫(左四)。

  由于钱塘江大桥施工地段特殊的地质与水文条件,建桥过程中要面对潮涌、流沙、洪水等特殊难题,茅以升与罗英紧密配合,与工程处的全体成员一道,先后解决了80多个重大的技术难题。其中,他们发明创造的一项重要技术就是采用“气压沉箱法”克服潮水和流沙对施工所造成的障碍,以“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施工方法制服了潮水和流沙,保证了桥墩工程的进行,并且缩短了工期。在这个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先后有70多位施工建设者付出了生命代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杭州湾地区上空爆发了激烈的八一四空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飞抵钱塘江大桥施工现场投掷炸弹,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茅以升与罗英差一点被炸弹击中殒命江中。此后,日军飞机经常钱塘江大桥上空,干扰破坏施工,茅以升与罗英领导全体建设者发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仇敌忾,夜以继日,加快建设进度,将大桥提前建成通车,为沪宁杭地区的战略大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茅以升与罗英两位指挥员功不可没。

  今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也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八十周年。笔者写下这篇文章,与读者一起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经历的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感谢千千万万先辈在特殊时期为我们国家民族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张学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