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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政社分工合作改革路径和新型政商智库建设的上海经验

发布时间:2017-10-12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吕雪峰

  自2015年年初开始,我参与到中国特色商会研究中心重大专项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期间,又参与了市委一号课题分课题“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创业”,又恰逢中央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工商联成为第二批群团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由此,工商联的群改方案应如何制定和落实,从而在先行先试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一直以来都是我关注的重点。眼见已做成的改革实施方案正得到逐步落实,心里虽有些许欣慰,但当前推进新型政商智库建设任务的紧迫性,又不由得让我意识到,在进一步探索智库建设路径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弄清其与工商联在深化群团改革中有着怎样的内存关联,从而在改革新形势下能实现“1+1>2”的效用最大化。

  一 、上海市工商联改革现状及个性路径选择

  从当前上海群团改革总体情况来看,自试点方案出台以来,出于破“四化”,强“三性”的改革需要,相关群团组织改革的共性路径主要包括强化社会工作基础、干部队伍多元发展、树立基层服务品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等四个方面。毋庸质疑,上海市工商联改革大体遵循了这一路径,但鉴于上海市市委市政府“一团一策”“一组织一方案”的要求,在具体实施上也有一定的个性路径选择或特色举措。尤其工商联是第二批试点单位,特色举措只能在难啃的硬骨头中产生。

  (一)以筹建风促会为先导降低试错成本

  对此,课题组历经三年时间,调研对象从部级、厅级、处级、科级党政干部到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国际商协会负责人、科研院所负责人、知名企业家,再到普通一线工作者。也包括在上海市工商联层面协助成立中国风险投资促进会(以下简称“风促会”)的实践探索,总结出了具体改革路径。

  之所以说成立风促会对群团改革也有一定借鉴,是因为虽然推动成立该机构,是希望利用民间市场力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提质增效,聚集更多民营资金和社会闲散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并制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风投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致力于打造科学的项目发现机制、项目评估机制和资金退出机制。但在具体实践中,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即风促会作为民间社会团体发挥的作用。而工商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社会团体,二者在完全市场环境下,在管理体制、组织制度、运行机制上理应有相似性。以风促会筹备、成立和建设过程为先导,可让工商联站在市场决定性地位高度,通过对比总结、摸清规律,进一步明确问题导向,这样既能降低试错成本,也可让改革有的放矢。

  关于这一点,在我向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交的风促会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市委一号课题分课题“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编制的调研报告、为“彩虹鱼”深潜技术项目撰写的专报中都有所提及,得到了认可。此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总结起来,工商联群团改革的特色举措就是夯实总商会建设。

  (二)用分工合作框架夯实总商会功能建设

  众所周知,工商联兼有总商会这一重要身份,前者是人民团队,侧重政治属性,虽非狭义上的政府机构,但除了工作团队为公务员编制,在管理体制、组织制度、运行机制上也等同于政府机构,市场领域也将其视作官方部门。后者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侧重社会属性,之所以认为工商联与风促会理应在完全市场环境下有相似性,着眼点也正在此。但由于“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现实运作模式,工商联(总商会)在市场服务体制中也存在“政社不分”“政社混淆”“以政代社”等弊端,这种政社体制的高度重合性、政社制度的无差异性,让总商会的发展空间极为狭窄,甚至形同虚设:一方面,工商联的政府型管理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过分强调行政制度建构,如经费开支等,导致在服务资源配置上缺少灵活性,总商会作为民营经济市场中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主要供给端,功能势必会不断萎缩。另一方面,这种官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唯上”的工作倾向,追求领导满意度,疏于捕捉市场、尤其基层市场的供求信息动态,导致总商会在产品内容上会因跟不上形势变得僵化。

  对此,提出工商联与总商会应在明确各自权责基础上推进政社分工合作,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的改革路径,工商联主要发挥参政议政、经济统战等重要功能,总商会发挥窗口服务等社会功能,通过购买服务、事项委托等合作方式,将工商联的两项功能具体化为总商会的协商式统战工作服务机制,协同社会各界和市场力量、搭建枢纽服务平台等,成为民营经济、科创资源重要流经之所与聚集之地。

  (三)理论模型在具体应用中的修正

  当然,上海市工商联在具体应用政社分工合作理论模型时也有一定修正。主要是指根据我国国情,传统政社分工合作框架,对“社”这一维度的强调,更多指向在民政部门登记、拥有独立法人身份的社会组织,全职员工与单位签署劳动用工合同。总商会虽在法人登记形式上属于社会组织,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又有一定区别。除上层领导公务员化明显,其秘书处(办公室)市总商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下称“经发中心”),也是在市编制办依法登记的事业单位,员工有事业编制,还享有财政直接拨款。关于这一点,可解释为,任何科学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发挥引领功能,必然会超前于实践,这既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也意味着实践在被引领的路径探索中,也必须高度关注现实适用性。

  二、政社分工合作的推进与搭建政商智库平台

  (一)二元结构模式的建构与推进

  上海市工商联在改革实践中,推进建设政社分工合作格局,主要遵循总商会实体化和党政资源系统化的二元结构模式。

  1.总商会实体化:初步完成职能机构设置、建成垂直型领导体制、成立实体职能机构及扩充工作团队等。

  根据相关规定,总商会作为社会团体,应包括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等职能机构,管理层包括会长、秘书长和监事长等。其中,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处于总商会体制的中坚位置。工商联常委会可相当于常务理事会雏形,执委会可相当于理事会雏形。上海市工商联除以经发中心作为总商会秘书处(办公室),还建成了以“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和“工商联党组书记-总商会分党组书记-经发中心党总支书记”为主线的垂直型党政领导体制(见表1)。并根据职能需要,在“调研宣传”“科创评估”“合作交流”“业务培训”等商会职能领域,以发起成立或合并等方式,建设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市科技创新创业评估院、市一带一路区域政经事务合作社、市智慧城乡公益基金会等实体机构,并与风促会一起,以经发中心作为办公载体。

  同时,鉴于当前群团组织部室精简合并、干部编制减上补下的改革大局,会党组已遴选了若干公务员干部以“下调—换编—提级”方式,转为参公事业编制,分阶段、分批次到经发中心担任专职职务(也有部分专职为平调),另有公务员干部以兼职、挂职、退休返聘等形式任职,充实总商会工作团队,相关人员安排详见表2和表3。由于会里正力推工商联干部参与商会兼职的常态化机制建设,并优先推进信心枢纽中心建设,因此专兼干部都以调宣干部为主体。

  2.党政资源系统化:加快部室精简合并,以“联席会议”为基础推进专业委员会等系统化设置。

  上海市工商联已启动部室精简合并工作,进程虽有快有慢,但总体稳定。主要包括:(1)合并组织人事部、机关党委,组建组织部,由会党组书记直接分管,并由会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协管;(2)合并会员部、文献史料室,组建商会部;(3)合并调研部、宣教部,组建研究室;(4)合并经济部、机关服务部,组建行政部;(5)合并办公室、联络部、信息中心,组建联络办(见表4)。另外,由于部门职能进行了一些调整,如政治培训职能划归组织部,所以原有人员并非全部随部门合并进行整合,也有人员流动到会里其他部门、提前退休或平调其他公务员单位。

  在此基础上,会里正以“上海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联络员专题会议”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建设市工商联民营经济发展委员会(下称“民发委”)。该委员会在资源整合上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做大体制合力。除市区各级党政公务员单位,地方社科联(社科院)系统、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高校(科研院所)系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也正被逐步吸收进民发委,力争在管理界、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互通互促中做大体制创新合力;二是增强区域合作动力。主要是为响应当前党和国家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将长三角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内地省份和港澳台地区各级工商联(商会)、驻沪代表机构等一同纳入民发委框架,还通过外交官与民营企业家对话交流活动(一带一路专题)等,搭建与相关国家驻沪领馆、国际产业组织、贸易商协会的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

  (二)在改革转型中搭建政商智库运作平台

  上海市工商联的改革转型,原本就在新型政商智库建设实践统领下推进。因此,工商联改革转型的每一步,都是搭建政商智库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在信息平台、人才平台、项目平台及资产平台四项职能具体建设的推动中。

  1.信息平台建设:为信息流通搭建多层级、立体式渠道

  在智库各项功能中,信息平台是主功能或称核心功能,因为离开信息功能,其他功能便无法在现代智库意义上立足。包括引导舆论,推动咨询成果转化、服务政策目标群体,并开辟影响党政决策的信息渠道等。

  对夯实信息平台功能,在顶层设计中,上海市工商联通过民发委建设做大体制合力已然体现出来。因为体制合力是制度合力与机制合力的重要前提,达成制度合力与机制合力势必要推进体制扩容,即社会体制、市场体制均能有序嵌入到党政体制中,从而推进开放型的制度设计和动态化的组织互动,搭建政策对话与合作交流机制,只要工商联能广搭台、勤挖掘,就能让商协会、民营企业、创新创业人士以基层民主协商等方式,参与到顶层制度设计中来;在中观层面,总商会现正以研究会为主要调宣平台,调宣干部又是探索工商联干部到商会义务兼职的主体人员,通过与主流媒体合作及搭建面向民发委成员单位的内参渠道,就能做到市场有好的实践成果和创新经验,就既能推动起来、汇报上去,也能反馈回来、推广出去,为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提供丰富素材;在基层领域,主要是以商协会为主干的信息网络枢纽建设,通过创建“创意生活随手拍”“与老总助理谈谈心”“书友人生分享会”等信息采集品牌,激发基层信息采集活力。

  2.人才平台建设:加强专业建设和用人广度

  政商智库人才平台建设除风促会万名技术型高端专家信息库,主要以经发中心作为雇佣专业人才和外聘顾问团队载体。尤其是以经发中心人员作为主体的总商会干部使用事业编制,这不仅让总商会工作团队在用人性质上区别于工商联的公务员团队,从人事安排上让分工合作更为具象化,还由于事业编制能分为管理岗、专业技术岗、工勤技能岗三种类别①,能进一步增强智库专业特征和用人广度,真正做到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身份、不唯职级,让商会干部更加突出群众性。同时,鉴于当前党政机关精简合并、干部编制减上补下的改革大局和公务员人满为患、晋升渠道狭窄的普遍困境,通过“下调-换编-提级”方式激发一部分干部的工作热情和活力,也不失为一种权宜性举措。

  3. 机构平台建设:成为党政部门公共服务项目重要受托方

  总商会现已通过研究会、评估院、合作社、基金会和风促会等机构,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实体化的政商智库机构服务平台。同时,上海市工商联在部门精简合并的职能调整中,通过创新职能运作方式,将某些部门职能以委托合作路径转为机构职能,也进一步丰富和夯实了政商智库平台中相关机构的职能建设基础。如调研部与宣传教育部合并为研究室,由原调研部主办的《社情民意信息》《调研参阅》《要情专报》等内参和由原宣传教育部主办的行业内刊《商协会理论与实践文丛》(原《现代工商》杂志)及《党政干部宣传手册》《上海社会组织摘编》和《民间创新创业人物》三份电子版简报,都委托给了研究会。此外,编制《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第三方评估报告》等任务,也有一部分落实给了研究会;而合作社主要承接民营企业与外交官对话交流活动、波兰滨海省-上海投资贸易论坛、大阪&京都投资研讨会、“纽巴伦﹒创业客”上海欧美新沪商联谊活动等;基金会主要作为光彩事业会的办公载体,通过打造“民企公益活动月”等市场化公益服务品牌,进一步提升“万企帮万村”、协助军转干部二次择业等活动的服务水平和效率。

  目前,除将工商联原有服务项目进行市场化运营,如推进外交官与民营企业家对话交流活动由单纯的会议模式向风险投资方向延伸,邀请国外驻沪总领事参观上海知名民营企业等,政商智库机构服务平台还在民发委内成为各级党政部门公共服务的重要受托方。如评估院接受市民政局(社团局)购买服务,开展商协会规范化建设等评估,受市科委和市金融办等部门委托,编制《上海科技创新及投融资政策服务指南》等政策汇编;基金会与市税务局合作,开展民营中小微企业税收政策业务培训等。

  4.资产平台建设:物力、人力、财力得到多元化运用

  政商智库资产平台功能,主要包括办公资产、岗位资产和资本资产三个方面。(1)办公场所跨区域。作为总商会秘书处(办公室),经发中心现有徐汇区华山路、黄浦区民生银行大厦和虹口区四平路三处办公场所,并形成以黄浦区民生银行大厦为主体的跨区域型办公格局。同时,浦东、杨浦、静安、闵行、宝山、奉贤、崇明等地都因已落实实体化信息联络站,从而实现办公场所跨区域化。(2)职能岗位编制化。在干部编制减上补下过程中,除下调专兼职干部,上海市工商联也将一部分公务员编制转为事业编制下拨经发中心, 2018年重点招聘窗口接待、会员管理、会务保障、会展服务、档案存储、摄影摄像、财务管理等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并建立常态化的一线工勤人员奖励金制度。(3)资本运作市场化。主要借鉴宁波市工商联通过基层商会建立互助基金、担保公司的做法,通过风促会18家发起单位,并协同银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上海科创银行等,建立相关产业基金和项目扶植基金。基金虽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但并非完全赢利性,而是采用限制分红(通常为分红占经营利润的30%~50%)的社会企业模式。

  三、改革新形势下如何推进政商智库建设(2018-2020)

  客观地说,上海市工商联在推进政社分工合作模式建设实践中确实探索了诸多先进经验,不仅通过有效挖掘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在金融、贸易、经济及航运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民营资源,致力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还初步搭建了官方民间有合作、咨询实务能联动、培育发展相融合、线上线下可互促的新型政商智库运作框架。但随着当前政商智库建设的不断深入,也暴露出了信息供给碎片化、兼职干部虚位化、受托项目随机化及平台建设松散化等诸多瓶颈问题,给深入建设带来了阻碍。鉴于这些问题由工商联改革不足引起,应回到改革中,即立足政社分工合作框架,回到总商会实体化和党政资源系统化二元结构模式建设路径的原点,在2018至2020年这三年内进一步做深做新型政商智库。

  (一)深入推进总商会实体化进程:用党政管理体制局部扁平化设置与有限直选模式增强政商智库凝聚力和创新活力

  1.分党组成员扁平化安排增强领导层凝聚力

  之所以有 “会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和“工商联党组书记-总商会分党组书记-经发中心党总支书记”垂直型党政管理体制设置,主要是为政令畅通、指挥有效,改革攻坚势必要集中优势办大事。但局部也不是不能实施扁平化设置,尤其针对当前智库机构服务平台的松散化现状。从相关机构负责人具体情况来看,研究会创始人季晓东原为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正厅级干部,也是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身份担任会党组书记第一人。评估院院长吴登云原是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从事社会组织行政管理工作近30年,资历颇深。风促会负责人陈宇是海归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在摩根大通和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等国际机构丰富的工作履历,是创建上交会重要人物之一,现来自企业界。

  对此,总商会分党组应将季晓东、吴登云、陈宇吸收进来,作为分党组成员并担任总商会副秘书长。同时,应借鉴智库建设中的“夕阳红”模式,将在会里机构精简合并中提前退休的原经济部部长张红、原会员部部长吴彪、原档案史料室负责人王范昌和处级调研员金尧本、谢书赞、严炯杰等人请进来、用起来,并以张红为团长,组建离退休干部宣讲团,这也是商会志愿者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将张红吸收进分党组,担任副秘书长。这样,这些机构负责人就转变为在总商会层面分管相关机构业务的专职副秘书长,任期与理事会同期,均为5年,并由此形成机构负责人进入总商会领导层的固定模式。同时,作为总商会秘书处(办公室),经发中心应取消之前综合协调科、发展服务科和研究咨询科的职能科室划分,代之以秘书处/办公室、且秘书处以党总支为主干的职能机构设置,将研究会、基金会、合作社、评估院、风促会团队人员融合,根据工作任务统一调度,并在事业编制自主招聘中适当向这些机构内无编制工作人员倾斜,从而增强政智库机构服务平台凝聚力。

  2.推动有限直选激发管理层创新活力

  由此,由分党组搭台,秘书处在内部管理层级上就出现扁平化、多元化等特征,即杨茜、季晓东是厅级干部出身,张捍、陈琦和张红是处级干部出身,吴登云是科级干部出身。而陈宇来自企业界,没有任何行政级别。未来,除张捍的常务副秘书长人选、陈琦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人选(经发中心主任)由会党组直接任命,其他专职副秘书长人选均可在分党组指导下在一定范围内经直接选举产生。如季晓东、张红和吴登云的岗位在研究会、宣讲团和评估院内经直选产生,而陈宇的岗位既可在风促会内经直选产生,也可通过市场化手段聘用,从而形成政府经验、社会经验和市场经验的互促格局,增强管理层创新活力。

  (二)进一步夯实党政资源系统化建设:组建民主政治建设委员会提升政商智库可持续性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建设水平

  1. 组建民治委有利于团结大局

  在工商联深化群团改革实施方案内部交流会中曾提出建立总商会民主政治建设委员会(下称“民治委”),主要是因为仅依靠 “协同社会工作党委、建立党建联系渠道、通过分党组(党总支)覆盖”的总商会基层党建模式,难以涵盖商协会基层政权建设全局:一方面,仅在广大商协会中致力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会导致在总商会党建服务视野中,商协会党外干部的边缘化、甚至虚权化,不利于团结大局。另一方面,一些民间自组织由于其松散化、身份匿名化特征,根本无力抓好基层党建,但不排除其成员仍需要政治归属感和政治学习渠道。从党建引领宣传的角度讲,这种没有抓手、无力依托、覆盖有限的党建局面,也是产生信息供给碎片化的重要原因。

  同时,在总商会内部,如王志雄会长是民建成员,金亮副监事长是九三学社成员,陈昶副会长是无党派人士,如果单纯只讲执政党建设,也会让他们在党建服务领域无所作为。更何况工商联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政治上的特殊性,与民建等民主党派本来渊源颇深,这在经发中心兼职干部身上也有一定体现。

  党建实质应是以执政党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关系的全面建设,总商会的党建目标则是服务于这种政治关系建设的社会性和基础性层面,这也决定了在广大商协会中夯实基层政权就不能仅着眼于执政党这一单一维度。由此,才有了打破党际界限,成立民治委的主张。

  2. 融“政”于“社”扩大政治建设范围

  根据设想,上海市工商联组建民治委分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党组织内部覆盖范围。一方面,是确立由上海市政协直接领导、市委统战部监督指导的外围领导框架。立足当前总商会(工商联)领导班底,具体体现就是总商会会长(工商联主席)由市政协副主席担任,监事长由市委统战部部长兼任,并形成制度化。同时,改变工商联党组书记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任这一模式,换由内部选定总商会副会长(工商联副主席)担任,这样不仅确保在改革攻坚阶段,领导梯队传承的稳定性,理清政治领导关系和监督指导关系,做好、做实协商式统战工作,也是提升可持续性创新能力的需要。同时,从创新容错制度建设角度讲,这一领导框架也有能力对上海市工商联在先行先试中可能出现的工作漏洞、偏差等进行弥补和纠正。

  另一方面,还应有效扩大会党组对党外干部的覆盖力度。如将总商会会长(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吸收进会党组,享有除担任会党组书记以外的相应权利,包括发言权和表决权等,同时在徐惠明担任会党组第一副书记前提下,将金亮、陈昶也吸收进会党组,并由无党派干部陈昶担任会党组第二副书记。党组作为党委的派出机构,在书记和第一副书记都为中共党员的情况下,由无党派或民主党派人士担任第二副书记,不仅能有效扩大党组对领导干部的覆盖范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

  (2)总商会领导班子与民治委委员重合。委员人选与应与总商会领导班子高度重合。除由王志雄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副会长和金亮副监事长都为副主任委员。总商会秘书处就是民治委秘书处,除秘书长为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皆为民治委委员。有一点需要强调,民治委与总商会领导班子的高度重合性,并未违背政社分工合作改革框架,相反正是明确分工基础上合作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导致分工合作改革框架产生的政社合一模式,实际上应该叫做以政代社的政社单一模式。主要是工商联一家独大,总商会处于被挤压和功能萎缩状态。所以强调分,为的是工商联能够为总商会的独立发展让渡出必要的权利和空间。而在民治委意义上强调合,则是由于总商会在建设政社分工合作模式中,已具备了一定基础,这种合以总商会为核心,对工商联具有面向民间社会的基层倾向性,这与群团改革要求小机关、强基层、全覆盖的总体目标相一致。另一方面,这种侧重社会包容性的政治生态建构模式也纠正了工商联原有组织制度的弊端,减少了政府化和官僚化色彩。因此我将其称为社政融合模式,即融“政”于“社”。

  (3)推动商协会政治组织多元化建设。目前行业商协会正处于与行政部门脱钩的改革攻坚阶级,目的是建立依法自治的现代商协会管理制度。对此,民治委应进一步做好相关商协会的基层政治组织建设工作,不仅是中共党组、总支和支部,还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对无法组建任何党派组织的商协会和民间自组织,还可通过培训选拔政治骨干、选派政治指导员等方式,协助建立政治学习小组,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基层政治生态系统。在政治指导员队伍建设上,组建离退休干部宣讲团应涵盖这一重要功能。从信息平台建设来讲,稳定的基层政治组织建设也会形成稳定的信息供给机制,再通过民营经济网络服务平台建立信息员投稿系统并配以稿酬激励机制,能进一步增强基层信息采集活力。

  同时,要扩展商协会基层政治组织建设范围,仅与社会工作党委建立沟通联系机制是不够的,至少在政治建设领域,应将商协会从社会组织大范畴中抽离出来,让民治委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授权下直接承接商协会政治领导权,这也与其由市政协直接领导、市委统战部监督指导的体制地位相吻合。待建设经验成熟后,民治委模式还可在上海各区工商联率先推广。

  (4)形成有序化制度化智库服务对接格局。加强商协会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不能仅止步于思想引领和政治学习,还应与具体事务型服务相联系。

  其一,进一步整合系统化资源。民治委应充分利用民发委对相关党政机关、成员单位的联络优势,将其作为分委会,同时由会里部门各司其职,深入推进人力资源(组织部)、科技创新创业政策评估(研究室)、商会治理与民商事调解(商会部)、综合服务保障(行政部)、合作交流(联络办)等专业委员会建设,作为民发委支委会,有序盘活党政体制内的市场行业服务资源。

  其二,将智库服务纳入党政服务制度化进程。应推动民发委及其分支委员会成员单位,根据治理需要,以单独或共同委托、长期购买服务等制度形式,经总商会秘书处交由政商智库机构服务平台经营运作,这既减少了受托项目的随机化现象,也让智库标准化服务品的供给行为,包括行业调研、政策培训、财税指导、财务代理、对接公关等,成为党政服务制度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坚持“人随事走”原则。主要是一些重大合作项目,如由工商联委托给政商智库机构服务平台经营的重大项目,在项目合作期限内,工商联应派人以兼职形式(也可适当以挂职形式)全程予以监督指导,这也解决了目前经发中心兼职干部两头跑、虚位化问题。未来这一模式可向民发委其他成员单位推广,也拓宽了党政干部兼挂专职多元化来源渠道。

  其四,形成社会各界协同合作格局。针对民发委成员单位合作的重大项目,民治委还可经由会党组协调对接、考核评估、竞争拍牌、授权合作等程序,协同社会各界智库及专业化市场机构共同建设,打造体制内外合力共营、社会各界协同合作的创新创业服务品牌。这也表明,经发中心兼职挂职干部也会来自相关商协会和企业界。

  其五,民治委应充分利用民发委在相关党政部门、成员单位的联络优势,邀请民发委成员单位、商协会共同进入理事会。同时在人选个体层面兼顾一线创业人员(包括少数民族创业人员)、学生社团领袖、社会组织骨干、爱国宗教人士、文体界知名人士、港澳台专业机构及国际机构负责人甚至外国来华创业人员比例,这也是为响应群团改革中强化社会工作基础的要求所致,并从中选拔兼职副会长、兼职副秘书长合适人选。

  由于很多商协会领导都由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担任,民间更不乏基层经验丰富的创新创业人才,通过召开理事会会议及相关合作交流、项目对接活动,不仅能在理事会层面搭建覆盖政企社三个维度的市场综合治理对话机制,有助于提升商协会市场行业管理和服务的自主性权威;同时增补机构领导人作为兼职副会长和兼职秘书长,也能成为扩展政商智库实体服务平台,在更大范围内步建设多元化联合互动机制的重要举措。

  (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作者单位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责任编辑:丁富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