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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收起义鲜为人知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7-09-11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 吴 璇

  秋收起义时的宣传口号。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的照片。

  秋收起义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等人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由此,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毛泽东回忆起义

  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讲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地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散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现在,井冈山的老人不多了。”

  确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真是“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明确地批评了毛泽东,还免去了他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就是这样一支外部遭受强敌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小小队伍,转战千里,历尽艰辛,最终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当我们追述这段历史时,只有明白了秋收起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起步时是多么艰难,才能明白胜利是何等的不易。

  出师不利

  1927年9月9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震撼全国的湘赣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了。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端起步枪鸟铳,挥舞梭镖大刀,向着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巨大风暴,迅速席卷了湘东赣西的广阔原野。

  起义是从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运输开始的。暴动的第一天,长沙60多名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按照行动委员会的预定计划,分别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之间的铁路线。当晚,从长沙向株洲开出一列专车,他们开一段停一段,在列车后面撬道钉,抬钢轨,拆枕木,一晚上就把长株铁路弄开了七八个口子。此外,各地群众还炸毁了多处铁路、电线、水塔。短短几天内,敌人四处告急,惊慌失措,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各路起义部队按照前敌委员会的指示,分头开始行动。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师长余洒度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反戈相向。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在相继攻克了老关、醴陵、浏阳县城后,由于主要领导干部骄傲自满,麻痹轻敌,于17日遭到优势敌军突袭时,仓促应战,部队被打散。11日,毛泽东亲自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白沙、东门。占领东门后,团长苏先骏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我军被迫转移上坪。

  秋收起义虽然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但又像一声惊雷轰鸣而去。失败的事实是极其严酷的,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三个团刚刚起义就遭挫败。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也不要说夺取长沙,就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开赴浏阳县文家市集中。

  上山当山大王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会师于文家市,全部兵力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人。会合时的心情是激动的,却不像后来一些书中描绘得那么兴奋和一片欢呼,实际上值此危难之际,大家的心情都是凄楚的。

  当晚,由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召开了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部队进军方向问题,前委委员们围绕着部队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毛泽东按照先听众人的意见再表态的习惯,待大家说完后,深刻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队退往湘南,退到湘粤赣的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

  “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当时有人嘟囔着。

  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毛泽东见多数人已被自己说服,便又说道:“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上山,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现在进攻长沙,是拿鸡蛋碰石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最后,前敌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9月20日清晨,1500余名起义官兵在里仁学校操坪集合。毛泽东身穿蓝色土布褂,打着整齐的绑腿,脚穿草鞋,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了队伍前面,精辟地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大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汪精卫正在疯狂地屠杀工农,革命处在低潮时期。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方针,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并形象地说道:“我们现在只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呢’。”

  接着,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讲到这里,他打了个比喻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高潮一定会到来的。”

  最后,毛泽东郑重地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能把土匪问题解决得了,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我们也上山去当‘山大王’。反革命骂我们是‘土匪’,但是,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只是那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敌人消灭不了我们,我们却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新征程。至此,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完全改变,由向长沙进攻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进军。

  芦溪遭埋伏

  文家市会议确定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是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时仍然充满了艰难和曲折。部队向芦溪进军途中,由于连日急行军,再加上天气炎热、水土不服,一些官兵纷纷病倒了。从文家市出发时,起义军带的粮食较少,而沿途的老百姓又不了解这支部队,一看见来了当兵的,就吓得四处躲藏,所以部队的给养也日渐困难。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乘机向广大指战员们吹冷风,说这样走下去是要把部队带进死胡同。本来士气就不高,官长带头说丧气话,一部分平江、浏阳的农军害怕远离家乡,此时思想波动更大,部队不断发生逃跑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等不顾自己的极度疲劳,今天到这个连,明天到那个连,边走边和指战员们谈心,极力做好思想工作。官兵们看到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一些动摇的人又受到鼓舞,行军速度也明显加快。

  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谭希林清楚地记得:“我看见毛委员,他穿一件灰色汗褂,一条灰色裤,颈上围披一条又长又粗的罗布毛巾。他这条毛巾既用来揩汗,又用来洗澡。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卷起裤脚,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在行军的路途中,由于毛委员的脚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师部搞了一副竹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说,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不是坐出来的,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9月24日,部队到达芦溪镇。由于连日不遇敌情,又全歼了芦溪守敌,余洒度、苏先骏滋长了麻痹大意思想,准备好好地休息一下,命令部队就在镇上宿营。毛泽东留神细察,机警地感觉到在镇上宿营不妥,立刻命令部队移至镇外山脚下,却遭到余洒度、苏先骏的拒绝,扬言“要走你们走,我走不动了”。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交代卢德铭安排好警戒,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

  果不出所料,25日清晨,部队刚刚向莲花方向出发,便遭到敌军朱培德部的特务营和保安团伏击。当时,毛泽东随前委行动,师部居中,苏先骏的第三团担任后卫。部队行进当中,后面传来枪声,卢德铭率领一个营为后卫。枪一打响,苏先骏掌握不住自己的部队,并把尾追的敌军误认为是我军,结果敌军利用我军停止射击的间隙直扑过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不幸中弹牺牲。

  这一仗,工农革命军共损失枪支200余支,死伤和失散300多人。打掉了三团,失去了总指挥,部队士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面临着溃散的危险。如果说秋收暴动后五天形势就开始下滑,到芦溪一仗算是跌到了谷底。

  三湾降了北斗星

  芦溪战败后,衣衫破烂的革命军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

  连日来,不断的爬山越岭,一次又次一地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战斗,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这支队伍越来越疲惫不堪,一些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起义部队中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瑟瑟的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队伍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擅自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边休息;有的人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三五成群,咬着耳朵瞎嘀咕;有的干脆开小差,逃跑了。

  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不但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乃至逃跑,原本15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800人。虽然还保持着师的架子,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实际上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

  有的干部军阀主义严重,对士兵的错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路边常常出现官兵扭打在一起的情景。有的带队干部还保持着旧军队的规矩,士兵吃大灶,军官吃小灶,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以余洒度为首的军官们,留恋旧军队中“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鞋、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鞭、皮绑带),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待遇,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这一切,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中国历史上,许多的农民起义军就是这样溃散的。在这关键时刻,再不整顿部队显然是不行的。

  9月29日,部队终于到达了江西省的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便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宣布前敌委员会关于改编部队的决定。他首先强调了改编的意义,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继续说道:“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可能很艰苦,很危险,但是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毛泽东的话,把战士们心中的火苗又吹旺了。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战士都跟着毛泽东走到枫树头下的左侧。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5块光洋,并表示将来如果谁愿意回来,他还是欢迎的。

  经过这次整编,只剩下700人,部队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士气、信念和战斗力却大大增强了,成为一支坚强团结的人民军队。三湾人民激动地把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的到来看作是“三湾降了北斗星”。

  单刀赴会交朋友

  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在过去的宣传材料里往往被说成是早有计划,并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毛泽东确定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算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通过实践的检验才下的决心。地势险峻、偏僻却又风光秀丽的井冈山,自古为强人出没和落草之地。此时在这里割据的“山大王”正是王佐、袁文才二人。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法站稳脚的。毛泽东的非凡之处,恰恰在于不但能与饱学鸿儒谈古论今,还能与绿林豪杰交朋友。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在遭到“山大王”袁文才的婉言拒绝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出发前,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干部很紧张,特务连连长曾士峨提出要派全连跟随。毛泽东则开玩笑说:“拉出你们100条汉子,岂不让人更担心?我说过了,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见大家仍旧不放心,毛泽东又说道:“我和宛党代表这次去不是同他们对阵的,是去交友的,交友岂能动刀枪,心诚则灵嘛,不会出么子事的,大家放心,请解散回去吧!”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第一次会见了袁文才。这次会见,颇有“鸿门宴”的架势,当年随袁文才前来会见的苏兰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大仓会见是寒露前两天。毛委员由砻市经茶梓冲进来,共来了七个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二十多个人,二十多条枪。这二十多人枪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袁文才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把他们带到林凤和家,吴石生在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说话,从上午十点谈到太阳快落山。”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决定赠送100支枪、一些马鞍及手枪套给他们,用以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会用武器装备他的部队。毛泽东诚恳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他不但表示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红军医院,而且在次日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

  争取了袁文才,下一步便是争取王佐。这时,毛泽东派出了“统战专家”何长工。何长工跟随袁文才的代表一同上山,向王佐说明毛泽东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等许多道理,何长工回忆说:最初工作很难做,很难接近,便去接近王佐的母亲、兄弟和老婆。为了多接近他们,经常替他们抱小孩。

  就这样,何长工一边替他们抱小孩,一边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逐渐使这位“打富不打贫”的“山大王”愿意迎毛泽东的队伍上山,但心中始终对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号的队伍存有戒备之心。直至后来,红军帮助王佐除掉了宿敌——勾结官府、欺压贫民的尹道一,才使他真正心服。

  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吴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