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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礼制改定

发布时间:2017-09-11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 张鸿俊

  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起到了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华礼制是中华先民世代相传、处世立道的重要准则与精神升华的结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前提便是规范各自的行为。《礼记·曲礼》开篇即言“毋不敬”,强调双方交往首先要恪守尊敬对方这一基本准则。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封建社会中维护君主权利和等级制度的一套礼仪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在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即1912年8月17日,临时政府立刻颁布了《中华民国礼制》,以这样的形式确立“民国新气象”。

  民国成立之初,跪拜礼被视作维护尊卑等级与臣民社会的落后礼仪而逐渐取缔,取而代之的则是握手与鞠躬等西方现代礼节。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部礼制,甚至连不同场合的服饰、婚礼的现场站位,都进行了图示规定。

  民国改定的礼制与往代不同者有以下诸点:一、君国与民国:以往所谓国家,为一姓所有,现在则属于国民全体。二、人权思想:人权思想源自西方社会。在此思想下,法律之前人格平等。但在传统社会则有谨严的级序,个人人格随级序而异。三、世界性:中国由闭关自守一变而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因此必须处处与世界各国求同。四、近西俗而远中习。到了民国建元,礼制表现在服饰上,发生了更彻底和更确定的改变,政府与民间相率剪发,行新礼制和变易服饰。

  《中华民国礼制》改变了婚、丧、祭、相见四种礼仪的分类方法,按照传统的吉、嘉、军、宾、凶五礼进行分类,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借鉴了西方礼仪的一些内容。

  如握手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两人相见时一般拱手作揖,不会有身体的接触。而握手礼在民国时期的普及,是效仿西方礼仪。除此而外,相见礼仪的其他形式也很讲究。如果一方为了表示恭敬,则必须向对方行脱帽鞠躬礼。受礼者一般同样鞠躬回礼,位尊者则略微欠身点头即可。脱帽鞠躬礼的行礼方式是双腿立正站姿,右手握帽子前缘中央将帽子取下,上半身向前倾斜一定幅度后恢复原状,其鞠躬幅度与表达的敬意成正比。

  民国时期对西方礼仪的采用还体现在客人拜访、宴会、舞会等社交场合,以及重大事件如婚礼和丧礼等方面。

  比如,如果是首次登门拜访,客人应该携带名片便于通报。如果被拜访者地位较高,还应该在拜访前打电话或者去信征求其同意才可。此后如果再访,则因人而异。首次拜访时间不宜太长。拜访的时候,先按门铃,再将名片递交开门的门房或佣人。如果主人不在家,应该将名片留下以备再访。如果主人在家,客人应该在进门后脱下外套、帽子与手套,将其放在衣帽架上再进入客厅。被访者一般应于随后几日回访以示礼貌。

  举办宴会时,主人先发请柬,写明时间与地点。客人则应该在收到后次日内回复是否参加。赴宴的时候按照桌子上的名片落座。饭后客人不能马上告辞,应该停留片刻再与主人告别。

  民国时期的舞会一般在夜晚举行,其礼节也颇为讲究。主动邀请跳舞的必须是男士;想与已婚女子跳舞,必须要征求其丈夫的同意;一曲完毕,男士应该将舞伴送至休息处,并且鞠躬致谢;如果女士谢绝跳舞,男士不可勉强。

  民国时期在重大事项如婚礼和丧礼上,也逐渐移风易俗,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西方的礼仪。当时一些名流政要,如蔡元培、梁启超、于右任、沈钧儒等,为了推广新式婚礼,也特别愿意担任各种西式婚礼的证婚人。

  1928年,林徽因跟梁思成举办婚礼的时候,就放弃了传统的结婚礼服,穿上自己设计的新式结婚服装,在当时颇为标新立异。1929年,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由于取消了传统婚俗仪式,这一对新人的婚礼非常简单朴素。

  民国移风易俗的另外一个重要体现是集体婚礼的流行。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城市里,由于集体婚礼热闹、排场且经济实惠,因此颇受一些新人的欢迎。

  关于丧葬方面的礼仪,国民政府虽然进一步废除旧丧礼中的迷信风俗,但将丧服恢复到了白衣白冠。《中华民国礼制》其中的凶礼部分,既考虑到多年以来丧礼改革的成果,也照顾到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其中根据时代精神,对丧服有详细规定。如古代丧服中,妻为夫斩衰三年,而夫为妻齐衰期年。而此礼制将夫妻间的丧服均改为齐衰三年,以体现男女平等精神。儿女不论婚否,为父母均为斩衰三年。夫为岳父母、妻为公婆,均为齐衰期年。

  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君臣关系被打破,但民国政府要以新式礼制塑造中华民国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以“国丧”的方式来纪念民国的英雄与领袖。

  民国政府认为,领袖与每个公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领袖去世的时候,公民们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怀念,同时也以此来表达对国家的认同与崇敬。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国葬。他的丧礼既是变相的帝王丧礼,又展示出未来民国国丧的很多重要因素。同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国会通过了《国葬法》,此后黄兴、蔡锷、程璧光、李仲麟、林修梅、伍廷芳、廖仲恺等人都享受了国葬。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民国国会当即决定实行国葬,但直到南北统一之后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才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这是现代历史上划时代的一次葬礼。

  社会风尚与人际关系的变易,通常须经历好几个时代,而且其变化缓慢并不易觉察。但在清末民初之交,由于国体迅速从君主变为共和,因而促使这方面的变化特别突出。习俗的变易和女权的提高等,均为中国社会空前的大变动。

  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烦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责任编辑:吴姝静]